人民币国际化：金融新秩序的推动力(2)

2009-10-01

吴念鲁

事实上，中国巨大的市场一直是亚洲国家对外贸易的重要目标市场；中国与亚洲特别是港澳台的经济合作，是人民币货币区域化形成的经济基础；我国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企业的规模和效率不断提高，受资源的约束，开始加快对外投资的步伐。
这个时候有意识的推动人民币区域化，也将与我国贸易和投资的扩张实现良性互动。

挑战与策略

    不过，尽管经济金融的发展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可能性日益增加，但人民币完全国际化还存在着众多的障碍与挑战。
    从经济层面看，中国经济还存在比较严重的结构性矛盾。比如说消费比例过低，投资比例过高，外贸依存度过高，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也需有较大的提高。
    就金融层面看，一是人民币国际流通量增长不足；二是国内金融市场深度、广度和国际标准化程度也不够；三是利率市场化、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资本项目可兑换等都需要进一步推进，我国的金融体系仍然比较脆弱。同时，现有国际货币具有惯性，新的国际货币要想发展甚至取代旧的国际货币不可能一蹴而就。
    与此同时，人民币区域化将使我国在一定程度上面临损害货币政策独立性、投机冲击与币值波动等风险。毕竟，现阶段我国资本项目没有完全放开，大规模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基础并不稳固。
    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困难。这里所说的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在资本项目完全放开、实现了可兑换后，具备国际货币的功能。届时，人民币国际化的负面影响可能体现在五个方面，诸如“特里芬难题”、影响宏观调控、不利稳定性、国际收支失衡和可能的国际化逆转。
    所谓陷入“特里芬两难”，即货币受到世界信任，在国际计价、交易和价值储藏中广为运用，世界对该国货币的相对需求大幅增加，表现为该国货币升值，产生贸易逆差。在逆差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可能引起其他国家对该国货币的信任危机，进而削弱了其作为国际货币的基础。
    其次是人民币国际化将明显增加宏观调控难度，削弱国家调控物价和GDP增速等经济目标能力。再者是人民币国际化将不利于和干扰我国经济的稳定性，使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变得容易波动甚至动荡。
    此外，中国在本币国际化之后理应承担起平抑世界经济波动的责任，对外供应人民币的责任可能导致中国贸易收支状况趋于恶化，国际收支失衡。
    最后，如果人民币币值不稳定，可能遭受国际化逆转风险，即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出现反复甚至出现被其他国际货币替代的风险。
    推进和实施人民币国际化“三步走”中的策略步骤必须是相互衔接、相互交叉进行的。尤其是各个阶段要与资本项目的开放，也即人民币可兑换相配套、相衔接、相呼应。也就是说，人民币可兑换与国际化可交叉或同步进行，互为促进。当前，国际社会十分关注人民币国际化的时间表。
    最近中央支持上海“两个中心”建设的文件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不难看出，上述政策表述中已经暗含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乃至人民币国际化的时间表。现在要做的是将时间表进一步细化，以及对各个时点、各个路径阶段的利弊进行充分的论证。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战略必须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进程相一致。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诸多制度性缺陷进一步凸显，成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痼疾。
    央行行长周小川关于将特别提款权（SDR）发展成“超主权储备货币”的重磅言论在国际社会激起了千层浪；西方媒体解读该文显示中国对美元主导地位的不满。
    但是，在可预见的时间范围内，由哪一种货币取代美元几乎不现实，在今后最可能的国际货币格局是“一极多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既符合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根本需要，也符合世界整体金融和经济利益。
    为此，应推动储备货币结构多元化。积极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争取人民币成为SDR篮子货币之一。增加中国在IMF等国际组织中的份额，加强国际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改变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推动建立包容有序、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

（吴念鲁，国际金融专家。曾任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卢森堡分行行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际金融研究》杂志主编，现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博导，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等院校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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