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2)

2009-10-01

杨东平

改变应试教育弊端，要改革考试和评价制度，改革教育内容和方法。其根本问题，改变考试至上、分数至上、学历主义的制度安排，实现能力本位，培养富有批判精神和创造性的人才。重新构建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促进学校与社会、教育和生活、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走向“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

长期以来，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模式，是高度集中的行政化管理，政府既是惟一的教育供给者，也是主要的 “购买者”。根据政府能力和偏好——而非市场和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管制教育，导致教育服务的质量不高、标准单一，与社会需求脱节，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个体的个性、兴趣和选择性，致使具有高度创造性的优秀人才和研究成果难以产生。在某种意义上，所谓“穷国办大教育”的困境，是“穷国包办教育”的困境，是旧的计划管理体制的困境。

路径

教育体制改革要突出的是政府转型的任务，建立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新的教育治理模式。其基本内容包括：

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扩大教育供给的资源能力和改善教育公共服务的水平。一方面，政府必须承担起更多的公共服务财政责任，逐渐提供基本均等化的教育公共服务；同时必须改革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扩大教育开放，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培育、发展教育中介组织，改善公共产品提供方式，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教育发展的格局。

改变政府包揽过多、权力过于集中的高度集中计划的管理体制，探索在转型社会和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主体共同参与的新型教育治理结构；促进教育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建立科学民主决策的程序和制度。

通过向学校赋权、向社区赋权的改革，扩大和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恢复学校的自主性和学术的独立性，建立政府宏观调控，学校自主管理，社会广泛参与的新的治理机制和新型的政校关系。

具体的制度变革，包括教育法律制度建设、建立公共教育财政制度、教育行政制度改革、社会参与制度、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中小学现代学校制度、高考制度改革、构建学习化的教育制度等不同方面。

公众对于教育改革的困惑在于，教育的许多陋行弊端，如择校热、奥数热、应试教育、高校行政化等，正在陷入一种“魔怔”，明明是自己一手造就的，却似乎成为人力不可战胜的“怪物”，人人喊打而愈演愈烈。民众强烈不满的诸多教育问题，究竟是有解的还是无解的？实质性的教育改革究竟是可能的吗？

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一场理性的、建设性的和实质性的教育改革不仅必要，也是完全可能的。有效改革的重要前提，是形成关于改革的目标和理想的共识，确立清晰的目标模式。这需要经过广泛的社会参与，通过解放思想和公开讨论而真正形成。它不仅可以集思广益，保证改革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而且可以将改革建立在可靠的民意基础之上，有利于政策方案的实施。

教育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具有多种可能性。例如，以高考改革为先导。高考制度连接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关联高校制度、地方教育管理、教育评价制度、教学制度等各个方面，关涉教育公平和人才质量，在教育系统中问题最突出、影响最大、社会反映最强烈、改革压力最大，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程度。同时，高考制度改革的理论研究和方案设计也较充分。这种众望所归的重要性，使它有可能成为一个理想的“突破口”，由此深入到高校管理制度、社会参与制度、教育评价制度等相关改革。又如以985高校的改革为带动，进行以政府放权、大学自治，建立学术本位的管理制度为特征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此外，以教育行政改革为推动。以机构改革、转变管理职能、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等为特征的政府教育治理模式的改革，经过系统设计、自上而下地开展，具有制度变革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有利于从顶层开始，解决一些影响全局的重大问题。

现实的改革，既可能是上述的某一路径，也可能是综合性的，各项改革参差并举重要的是建立这一改革的启动机制，使教育体制改革能够进入操作过程。

要特别认识基层的教改实践和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意义。其实，许多教育的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在地方已有成功的探索。地方的改革实践已经证明，只要政府有作为，真正依法执教，依法行政，建立问责制，这些老大难问题都是可以治理的。例如沈阳市、铜陵市等通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通过实行教师流动制度，成功地取消了择校竞争。上海市浦东新区转变政府职能，通过“委托管理”改善教育公共服务，取得明显效果。武汉市实行“无差别就学”，较好地解决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山东省以高中教改为突破口，刮起“素质教育风暴”，扭转恶性应试竞争的态势。成都市教委严厉“封杀”小学奥数，恢复基础教育的正常秩序。地方的教育制度创新日趋活跃，预示着一种变革的气象。重要的是允许改革，允许试点，这也是重要的改革启动机制。最近，深圳市筹建南方科技大学，采取国际通用的大学校长遴选制度产生了校长，并准备通过制度创新，革除大学行政化弊端，是大可期待的。

这种自下而上的、自主的教育改革具有很大的认识价值。教育从本质上就应当是因地制宜，从各地的实际需要出发，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的；而真正能够解决各种难题的方案，只能从基层的创新实践中产生。由于中国地域广大、情况各异，这种自下而上、因地制宜的改革探索就更为重要——它们构成了成功 “过河”所需要摸到的一块块“石头”，从而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个过程的互动，凝聚动力，形成合力，推进整体性的制度变革。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实践所提供的一个重要启示。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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