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管制不能消通货膨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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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土地。这个问题我们在过去的“CCER中国经济观察”上讨论过几次。去年政府宣布城镇居民不得购买农村的小产权房。这个政策的含义是什么？我们不妨问，农民为什么要把小产权房卖给城里人？原因无非是城里人出价高一点。所以，不准出售就限制了小产权房的卖家即农村人的利益。再问城里人为什么要买小产权房？原因无非价格相对便宜一些，政策不准城里人买，等于要他们买贵的，损害了城里人的利益。中国人不是农村人就是城里人，禁止小产权房卖给城里人的政策同时损害了城乡两个方面，所以从根本上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政策。当然这也许只是暂时的“叫停”，因为目前情况比较乱。农民土地一到流转的环节，非要“集体”出面不可。而“集体”制——正如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所显示的——并不能自动保证农民的利益。像小产权房交易这样的事，到底农民得了多少，“集体”或少数村庄权力人物又得了多少，完全没有章法，不得已叫停一下也有道理。

要讨论的是，维持国家征地和独家向市场供应建设用地的体制，实质上也是一种对土地要素实施下限价格管制的制度。它人为降低了土地供给之间的竞争，推高了地价。过去我们分析过，地价是不能决定房价的，因为房价首先由需求决定。不过给定市场对房屋的需求，地价越高，结果只有高价位的房屋需求才优先得到满足，于是观察得到的房屋成交价，就都是高价位的了。一面希望房价不要升得那么快，一面又规定土地决不能卖得便宜，这无论如何是加不到一起的。

上面我们讨论的四种产品，电力和粮食是产出，劳力和土地是投入的要素。很有意思，目前的情况是对产出品实行价格的上限管制，也就是政府为了控制物价水平的过快上涨，用行政命令或法律手段限定了产出品的最高价位；同时又对投入的要素实行价格的下限管制，就是不准卖得便宜。

这样两种价格管制的结合，将有什么结果呢？我认为最明显的后果就是打击生产。这其实是不难明白的——出售之物不得低于市价，投入之物又必须高于市价，两头挤压生产者，人家还不是只好减少生产、退出生产？上世纪80年代中期，饲料粮价格先放开，但生猪还按政府定的低价收购，当时江苏农民就发牢骚说，“议价饲料平价猪，谁养猪谁是猪”。现在的“饲料”不但市场议价，而且非贵过市价不可，那岂不是 “谁养猪谁还不如猪”了吗？

这就是为什么说小问题可能变成大问题。因为通胀和通胀预期一旦起来，即使果断地釜底抽薪，紧缩货币供应量，已经发出去的货币和已经启动的通胀预期，还是要在市场上起作用。所以，通胀一旦起来，一般不会马上下去。这个时候，鼓励生产、增加生产很重要，因为只有拿出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才能对付市场上已经偏多的货币购买力。在这个紧要关头，不当价管打击生产，无异于为通胀火上浇油。

这里有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就是在通胀的背景下，还要不要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功能？我们注意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发改委坚持2008年要提升中国的能源和资源价格，校正长久以来的价格失真。这是对的，否则什么保护环境、节能减排，统统不过喊口号而已，没有经济机制要求人们普遍如此行为。但是通胀指数高了之后，政府的第一位任务转向“摁住”物价，原定的价格改革——包括电价调整——不得不押后。

但是，我们认为物价管制不但替代不了货币管理，也永远消除不了通胀。相反，即使在通胀的情况下，也要充分发挥价格机制调节供求的作用，特别不能用不当的价管组合来打击生产，那样只会助长通胀和通胀预期，从而延长甚至加剧通胀。此事知易行难，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尼克松总统在“石油危机”冲击后，宣布冻结美国的石油和工资价格，可是因为货币过多的问题没解决，结果物价管制打击了供给，使“短缺”更加严重——人们都增加了囤积货物的倾向。等到物价管制实在守不住，通胀指数立刻迅猛上涨。这说明，气温高的时候试图把“气温计”压住，于事无补。瞒天不能过海，不准确的气温计，谁也不会当一回事，大家凭感觉行动。

现在的困难是，人们对“从紧”的货币政策还有很大的保留，因为看到美国经济和国际市场下行的风险增加，中国的出口部门正面临严重调整，也出现了企业搬迁、就业困难等新问题。在此压力下，更倾向于“灵活的”货币政策，不时要求增加货币的供给。另一方面，传统思路又总把通胀看成物价现象，习惯用管制物价的办法来“治理通胀”。到了物价管制的层面，再来一个投入品限低价、产出品限高价——所有这些因素凑到了一起，有可能有大麻烦。好比一口锅，已经烧得很热，但下不了决心撤火，反而锅下加把柴，锅上压个盖。那样的结局，不是把饭烧糊，就是把锅烧炸。因此，如果说“松货币”是一错，“紧物价”就是再错。对付通货膨胀要谨防一错再错，考虑 “釜底抽薪紧货币，松动价管促生产”。

（本文系作者在2008年2月24日北大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2次报告会上的发言，已由作者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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