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梁：走向科学发展：中国发展观的演进与建构
一
发展观可分为多种模式。理论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按照核心价值取向把发展观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就会自动发生有利的变化，因此发展的根本问题就是尽量提高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
（二）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认为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它体现了发展观从“经济增长第一”向人的全面发展和文化道德方面的转变。
（三）以人类整体利益为核心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的核心思想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
上述分类基本切合发展观的演变规律，笔者赞同这种分类方法。但就中国而言，其发展观的演变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次序，而是一个以经济发展为主线，不断地依环境变化丰富和摒弃某些要素，形成了各历史时期的不同内容的发展观。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中国发展观建构的特殊逻辑。
二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经历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而指导思想（发展观）与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之间的互动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30年里，人们对发展观的认识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三个阶段：
（一）自发地采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发展观的时期（1978-1994）
1978年，党中央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事实上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的肇始。事实表明，在这一发展观的指引下，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从核心价值取向看，1978-1994年的发展观属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的。首先，中国经历文革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是政府的当务之急。第二，世界经济的发展给中国一定的压力，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使政府有积极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第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大趋势的准确判断也使中国能够潜心发展。第四，中国的经济还没有能力过多地考虑环保、资源等问题，此时中国推动经济增长的收益远大于环境和资源方面的成本。第五，这一时期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能够被大多数国民分享，这种增长是受到普遍欢迎的。
但由于理论自觉不够，这一时期的发展观基本上把发展和经济增长划上了等号，往往把“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理解成用加快经济增长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因此在后期产生了经济发展快于社会发展、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发展观中已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特征，为发展观的演进提供了依据。例如，这个时期开始实践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是从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角度来描述发展战略目标的，这已经部分地体现了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发展观。当然，这些思想只有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基础下才可能发展成为主流，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的现实合理性。
（二）自觉反思和探索新发展观的时期（1994-2003）
过度强调经济增长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增长，地区、城乡差距持续拉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资源环境压力渐渐显现。这使得人们不得不开始对发展的指导思想进行反思。
同时，国际上发展观的嬗变对中国发展观的反思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1992年中国参加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此后，大会所倡导的以人类整体利益为核心的发展观开始逐渐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影响，国家也于1994年公布了全球第一部国家级的《21世纪议程》。
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外部理念的引入对中国发展观的反思起到了显而易见的作用。在“十五”计划中，中国明确提出“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调整产业结构与调整所有制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结合起来”，同时“要高度重视人口、资源、生态和环境问题”。
中国政府在意识到可持续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后，强化了政府在环保、资源保护等方面的工作力度。但不可否认，这一时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发展观还是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经济发展仍然是对地方行政首长的重要考核指标，大部分地方政府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当地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社会保障等问题的关注明显不足。
可见，发展观的理念要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必须与当前情况相匹配。在没有基本解决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时，人们只能有限地关注代际公平等问题；在经济发展程度还不够高时，如果没有有力的制度保证，人们很难把大量资源用于可持续发展。
（三）形成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时期（2003至今）
21世纪初，中国已提前完成了预设的经济发展任务，成绩令世人瞩目，但地区、城乡差距过大、生态环境恶化、资源不足等问题已经非常严重，这时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边界，不解决上述问题，经济就无法继续此前的发展。
此时，十年的探索使中国政界和知识界能够更加辩证地看待发展的问题。因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可谓应运而生，得到了热烈拥护。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此后不断丰富和充实，形成了“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理论体系。
从现实背景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所表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更高阶段时内外环境条件交互作用的产物。经过30年的发展，2008年中国GDP预计将达到4万亿美元左右，财政收入将突破5.8万亿元人民币，政府有比较充足的财力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增长的质量以及社会效应已经从次要矛盾逐渐成为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同时，中国进入了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如何统筹兼顾，各类社会重大问题如何妥善解决，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社会的走向。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协调发展的问题自然突出出来。
从理论角度看，科学发展观是对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的扬弃，是多年来对发展理念探索的结果。首先，它强调“全面”，这与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建设“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一脉相承，这实际上是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协调起来。其次，它突出了统筹协调的思维和操作方法，强调促进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第三，它强调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与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相适应。
可见，理论准备和现实需要共同催生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实践充分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三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表明，中国发展观的演进受到了国内外思想发展的影响，也受到了现实条件的约束，它的演进不能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不能过于超前。发展观的形成受意识形态、经济社会的初始条件、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科学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以说是内外矛盾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考察、评价一种发展观必须要重视这种发展观形成的背景，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观。
如果把发展观作为一个理论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发展观的构成要素具有比较明显的传承脉络，新的发展观总是不断吸收旧发展观中合理的要素而舍弃不适用的部分，实际上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外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也经常会为新发展观添加一些新的因素甚至是革命性的因素。但无论怎样，任何理论都要适应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所处的环境并不断接受其外界环境的反馈来更新自己。因此，科学的发展观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基本精神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完善。另外，发展观毕竟只是一个观念或一个理论，其本身不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需要有与之思想本质相契合的制度和政策来支撑，否则，理论上合理的发展观就可能在实际操作中走上与其精神实质相悖的道路
（转载自《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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