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向东 郑奕 “十二五”期间，安徽提出了GDP、财政收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城乡居民收入等“六个翻番”的增长指标。安徽财政将采取哪些措施来化解这些指标所带来巨大压力？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部省份，安徽又希望“十二五”期间，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取得哪些突破？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财政厅厅长陈先森。

经济观察报：安徽省提出了“六个翻番”的增长指标。具体在财政方面，又有哪些详细的规划？

陈先森：“十二五”期间，我们想主要是在这几个方面做出努力。首先，财政规模要跨上新台阶，我们计划是每年增长15%，实际上执行的时候可能更高一些，我们2010年的财政收入达到2063.8亿元，在未来的五年，我们计划翻一番。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会逐步提高。

第二是财政支出管理也要逐步提高；要把人均支出水平与全国的平均水平进一步缩小。安徽人口比较多，人均支出水平在全国是倒数第二，到“十二五”末我们想把这个水平进一步缩小，同时想把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财政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

第三，区域财政的协调发展迈出新步伐，我们计划到2015年，从财政谋划了一个“超十过百进千”的过程，就是有50个县财政收入超过10亿元，13个以上的市财政收入超过百亿元，合肥市财政收入超过1000亿元，这样使得区域良性互动，竞相发展的格局相继形成。

第四，希望财政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健全、完善政府的预算体系，政府间的分类关系更加完善，转移支付的制度设计更加合理，政府预算体系更加健全。我们力争“十二五”期间，基本建立县级的财力保障。安徽现在县级的水平还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好，有的地方差。

第五，预算管理不断健全，预算编制的完整性、科学性、准确性显著增强，预算执行效率逐步提高，监督与管理有机融合，财政管理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经济观察报：安徽的投资增速在过去几年一直都是增长很快的，“十二五”期间，国家又提出大型水利、保障房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工程。安徽省如何保证投资的资金来源？

陈先森：这两个方面对安徽的财政压力都是很大的。首先保障房方面，中央2011年要建1000万套，已经跟各个省签订了责任状，我们省是初步安排40万套，都纳入到民生工程里面去了，把它作为一项重点的民生工程来做。初步匡算一下，安徽2011年光这40万套保障房，需求资金大约为60亿-80亿元。

筹资的方式来说，第一是中央一部分钱；第二是省财政拿出一部分；第三是地方发债。今年全国地方发债2000亿，安徽也有80亿-90亿的规模，我们要拿一部分用于保障性住房。保障性住房的责任主体是市县，市县除掉财政一般预算安排以外，还有土地出让金，这里面可能拿很大一块。

水利投资方面的资金需求也很大。我们就“十二五”的一个“治淮工程”总投资就要260亿。还有长江流域，基本农田水利，小河治理，整个灌溉配套设施，花钱多了。有人说，整个“十二五”期间，安徽在水利的投资上，资金要求会达到四万亿。

经济观察报：那如何增加财政收入，以满足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

陈先森：具体到增加财政收入，这个就比较困难了。我们主要通过这几个措施来解决财政和投资的配套问题，首先发债的工作还在继续，这个我们要配套的；第二个就是基础性设施建设，我们将通过市场运作方式，多元化操作，包括企业发债、资本运作、企业上市、融资等。还有一个是通过融资平台，从效益比较好的企业、银行信贷来融资。

经济观察报：你建议国家在“十二五”期间，应该加快建立地方财权和实权相匹配的体制，您觉得这个体制具体应该涉及到哪些方面？

陈先森：事权和财权相匹配是原来的提法，但这次总理在工作报告中也用到这个词。财权和事权怎么能匹配得好？这个工作确实难做，不是一个短期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我觉得每一级政府都应有一个责任，它这个责任都要有财力保障的，也就是支出责任和事权要相衔接。

好多事情本来应该是地方政府做的，但是中央是一竿子管到底，包括对农民花的钱，中央都在安排。这个事权本来是地方的，实际上就应该由地方来安排钱。中央的钱就应该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或均衡性转移支付，给地方去安排，中央不要一杆子管到底，把具体的项目定死。因为中国比较大，地域辽阔，差异性比较多，如果仅用一把尺子、一个标准或一个政策来做，那它的针对性、前瞻性、有效性可能相对大大减弱，还是要因地制宜。

再者，目前中央的钱分散到各个部门，财政拨款像一个漏斗分到下面，地方又分到各个部门，这些部门的意识又很强。这就造成全国各地的相关部门都往北京跑项目，但跑的项目对于地方也不一定合适，第一我觉得效率不高；第二这个带来的社会风气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