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兴庆（万戈）约三岁 （约1921）

翁氏四兄弟自右至左：大哥开庆、三弟兴庆（万戈）、二哥传庆、四弟崇庆 （约1923）

翁同龢像

张晶/文 嘉德拍卖古籍部总经理拓晓堂曾经评价，目前所知的海外藏家，像翁万戈先生这样的收藏，仅此一份，无论从画作质量，还是传承意义上，都无人可以取代。
所谓翁氏珍藏，始于翁心存（1791-1862），经翁同龢（1830-1904）精心挑选，逐步积累，而蔚为大观。如今已经是第六代——92岁的海外华侨翁万戈先生，在继续延续着家族藏品传承守望的使命。

在这其中，最绕不开的，便是那位同治、光绪的两代帝师——翁同龢。在他从政42年中，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不安、兴衰起伏的岁月。他历任刑部、工部、户部、吏部尚书及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协办大学士。历史上对此人也颇多争议，虽然这于收藏都是外话，但值得了解的是，争议的焦点是人们熟知的两大历史事件：其一是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翁同龢作为主战派，和主和的李鸿章针锋相对，败战之后，又极力反对割让台湾，至死叹惋不已；其二，败兵之后，翁同龢主张维新变法，虽然并不同意康梁相对激进的做法和理念，但也从此结束了一生的从政事业。

翁同龢对书画的痴迷可以在一件事情上突出反映出来。一般来讲，一位出色的藏家，眼力、财力、魄力，样样都不能缺。当翁同龢第一次遇到王翚的《长江万里图》时，顿时爱不释手，结果卖画的人索价千金，他开始举棋不定。卖画的人倒也精明，看准了他心思已动，就说你带回家看看好了。翁同龢带回家后越看越好，等到这时，卖画的人说，你要不买的话我得拿走了。这个时候，翁同龢说，愿意出对方要价的30%。卖家不应，拿起画作就走了。翁同龢在家里坐立不安，越想越后悔，又找了回去，把这个画反复端详，又同意加价10%，最后等于出了要价的40%，才最终将这幅被认为是王翚杰作的画作纳入囊中。

虽然现在说来，看上去只用了对方要价的四成便购得这幅画，但当时这笔钱，翁同龢原本是打算用来买房子的，可以想见当时这幅画价格不菲。翁同龢晚年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自己的书画，许多题跋都是在那个时候写的。《长江万里图》长卷的木匣盖上，翁同龢还题诗一首：“长江之图疑有神，翁子得之忘其贫。典屋买画今几人，约不出门客莫嗔。”前几句不难望文生义，最后一句“约不出门客莫嗔”，意思是不借给人看，请勿见怪。想来典屋买画，也的确是名士之举，如今有几人会拿着买房子的钱去买画呢。

这个故事被记录在《翁同龢日记》当中，这位名士曾经在47年内，坚持每天写日记，这些日记也成为清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对这个家族而言，翁万戈对于高祖翁同龢的所有了解，也都来源于这本家藏古籍之中。如今，岁月变迁，就连翁同龢日记的影印版也变成古籍了。翁万戈至今认为这些日记才是研究翁同龢唯一的准确依据，“有位高阳先生在台湾写了《翁同龢传》，错误百出，很多不足为信”。

细说起翁同龢和翁万戈的关系，则是一段波澜起伏的家族史。翁同龢没有后嗣，于是从他二哥翁同爵那里过继小儿子翁曾翰为嗣子，但翁曾翰早逝，加之他的儿子翁安孙又体弱多病，也很早过世。于是只得重新往回溯源，将大哥翁同书的曾孙过继给翁安孙为后。这个人，也就是翁万戈的伯父翁之廉。翁之廉在赵州做官，期间曾到天津拜访翁万戈的父母，也即他的家兄。1918年，翁万戈来到这个世界上，翁之廉一见到，就说要这个孩子来做我的后嗣。可这话说了还不到一年，翁之廉也过世了。翁之廉的妻子，就到翁万戈的祖父祖母那里请求，希望将翁万戈正式指定为翁之廉的后嗣。在那个时代，就是翁万戈的父母也没有决定权，只能请祖父祖母定夺。

于是，就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翁万戈成为了翁同龢的后嗣。换句话说，他也成为了翁同龢的后嗣，一切的房产，一切的文物就在划归他的名下了。但当时，翁万戈不过是一个呀呀学语的两岁孩童。一直到了30年后的1948年，他才真正开始看到在他名下的所有家藏。

此时，翁万戈刚刚从美国再次返回这片土地，一切早已物是人非。日本人已经投降，但时局依然动荡。1948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国共之间正在进行最后的较量。1948年6月，翁万戈回到北京，此时辽沈战役即将打响，他听闻四处战乱纷纷，就决定将一批东西从天津运往上海。对于这个藏品丰富的家族，全部带走是不可能的，只能择其精华，而后来其他藏品，也早已星散各处，直系旁系的亲属，随意便可落得一件，如今的价值也不难想象。笔者后来从一位好友处了解到，她作为翁家的一个远方旁系后代，家中有一幅书画，曾经拿到荣宝斋去裱，对方说这是好东西，姑且不要裱，省得无端坏了价值。

回看那段炮火纷飞的岁月，物价飞涨，经济面临崩溃边缘，成为翁万戈对上海时光的深切记忆。他终日疲于应付通货膨胀，坚持到10月，储蓄渐少，情势已经越来越不乐观。1948年，翁万戈终于决定和太太、女儿重返美国，搭乘的是美国西北航空公司最后一班从上海到美国去的飞机。但是最棘手的问题出现了，这些珍贵的藏品如何能够完好无损的抵达大洋彼岸。在离开上海之前，他们找到一家美国轮船公司。但是交由公司也让他们心生忐忑，幸运的是，这家公司的经手人是一个白俄罗斯人，听过他们讲述之后，很有感触的说起自己在帝俄崩溃，十月革命爆发时逃离的经历。或许正是因为同命相怜，这位白俄罗斯人答应帮他们这个忙。翁万戈也决定孤注一掷。

不难看出，动荡岁月带来的颠沛流离，往往使得人如浮萍，更何况这些身外之物。天气条件是当时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翁万戈后来逢人便感慨自己幸运。在漫长的辗转运输之后，这些藏品安然无恙的抵达了美国。当时有位大收藏家，从上海运了一船宋元时期的古画，不幸的是船沉了，所有的画作无一幸免。可以说，中国文物在动乱时候被毁坏、损失的不计其数。翁万戈后来在辽宁博物馆馆长杨仁恺先生的著作《国宝沉浮录》中，看到大量记载着类似的故事。其中让他记忆深刻的，书中还写道早期一些精品被北京征调，入了故宫博物院，但后来征调就减少了。因为很多人抱怨，好东西都被征调走了，那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不管了，这似乎也解释了为什么如今很多珍宝得以留存在地方博物馆。

诞生于大家族，经历过大时代，翁万戈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他的母亲胡樨龄，是晚清执行新政、练兵、督修铁路、主张变法的大臣胡燏棻的女儿。他也以此作为一直以来深感自己对历史有责任感的原因。

翁氏家藏可以传承六代，其实也是家族的一重文脉。家有上品之人，尤其经于数代，列为“书香门第”总该是不错的。由鉴而藏，懂得品赏才懂得珍存，这个道理再浅显不过。翁氏家族一直遵循着传统和老派的教育方式。现年91岁的翁万戈，儿时念的是私塾，一开始念的是古籍、诗经，他还记得自己读的第一首诗是“关关雎鸠、在何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随后自然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史记》、《汉书》、《左传》，部分的《礼记》，继而是唐诗宋词晋文章，篇篇要背，学习文法。此外他还跟随父亲学习书法和山水画。一直到1933年，他才进入初中，到高中时改念百年老校北京汇文中学。随后，他又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专业是电机工程。1938年，时局越来越紧，日本军队占据了交大校园。翁万戈选择了到美国去，继续攻读电机工程专业。四年之后，他顺利毕业，成为了一名电机部工程师。但一个性情中人，却要终日与机器打交道，他实在是无法适应，只做了三个月后，便很快放弃了这份工作。

翁万戈觉得自己的个性深深受到这种家庭教育的陶冶，他比喻说，这就如同进了一个模子，进去之后就出不来了。打算彻底放弃本专业的翁万戈，急切需要重新找到一份工作来谋生。结果他的爱好拯救了他。当时是1942年，他看到《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启示，希望招聘漫画家。因为之前的绘画功底，他随即画了一张寄过去，立刻就得到了这份差事——为纽约时报画连环画。这份工作没有做多久，他又得到了更好的机会。他认识了华美协进社社长孟治，华美协进社是一家早期由胡适等人创办的在美国传播中国文明的教育机构。孟治听说他的经历后说，你又会工程、又会艺术，要不要去学电影？

学习工程专业数年带给他的优势是，电影上的所有技术问题迎刃而解。翁万戈说自己或许是在美国第一个中国学生学电影的，他进入了一个私人基金会，还完成了一部用中国古画制作的短片。后来越做越风生水起，翁万戈还开了两间公司——中国电影器材供应公司以及中国电影照相器材供应公司。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他认识了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他当时甚至并不知道这位司徒先生是共产党员。翁万戈跟他交流了自己的想法，希望在中国用16毫米的影片来教育公众。这个建议当时还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特许，“如果实现的话，意味着每一个县都可以开一个电影院”。但国共战争一爆发，这个计划也随之瓦解。

但是他和司徒慧敏的友谊在若干年后再次得到了升华。“人生真是很奇特，所有事情都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向发生。”1979年，因为中美友好邦交条约的签署，和大陆阔别三十年后，翁万戈再次得以回京。两人在北京饭店重逢，司徒慧敏感慨良多，说万戈兄啊，想不到我们活着的时候还能够见面。而这时的司徒慧敏，身份已经转化为了文化部副部长。翁万戈的一系列心愿也顺水推舟的得到了满足，因为他回国就是想看看所有的博物馆和文化古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