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生今世难团圆(1)

张爱玲

人 张晶 时隔33年，《小团圆》的出版，成了一个事件。

只翻一页，便看到张爱玲的嘱托，“……《小团圆》要毁掉”，想必这也成了此书最大的卖点，就像是从焚烧的书堆中呼抢而出，无论内容是否精彩，总值得捧若至宝。香港的朋友讲起，此书上市不过半月，不仅高居各大书店排行榜首，不少书局更是挂出售罄的牌子，一时一书难求，而有人更将其称为中国的《追忆逝水年华》。

一个逝去之人的遗作，尚能掀起如此热潮，可叫这些在世作家颜面何放？一个朋友不禁感叹。这句话虽让人唏嘘，却经不起细推敲。世易时移，总要还原到历史背景去看。更何况，虽然不敢妄言作家一纸风行的时代早已过去，只是文学的边缘化早已称谓现世的注脚。对于这位丰碑既立的张氏女子，更多是借此发挥一些话题文章，再多追捧也不为过。胡兰成曾说，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这是他初次阅读了张的文章后生发的感慨，如今看来，倒也适用于大多数“张迷”。对于他们，张爱玲的个人经历及其创作小说中的情节，既属于青春岁月关于爱情的集体记忆，又是消费时代永不过时的谈资。

说是卖点，其实也是争议所在，有人欢喜有人忧。这其间，有人罢看，甚至在报端怒斥，如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作家张小虹在《小团圆》发布四天后，便发出诘问，认为《小团圆》封存三十三年后出版，“法律上正义，情感道义上盗版”，自己作为张爱玲的忠实读者，“只能以‘拒买、拒读、拒评’，聊表对张爱玲写作生涯最基本的敬意”。而更多的人在欣喜之余，读书撰文剖析喝彩——虽不是大团圆，总有结局和新鲜素材可以期待。就文学本身，虽然结构零乱惹人诟病，但也有不同意见，止庵就曾表示，在张所有的小说中，这部是集大成之作。

至于《小团圆》是否应该出版，我倒是深为宋以朗先生的做法击节。他的父亲宋淇昔日的期待，是希望让这些小说中人带上面具，尽量不为人识。其实这多少有些掩耳盗铃。读者从那些虚构类小说中尚且可以找到张家人物的影子，更何况这原本就是自传体小说？对于这本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遗作，宋以朗不仅在序言中说明来龙去脉，结尾几句，说的也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当年若非宋淇把关，指出胡兰成和台湾政治情况的问题，《小团圆》早已在1976年就发表了。既然这项问题在今日已不存在，我便决定直接发表当日原稿，不作任何删改。”宋先生更以文学大家的经历类比——卡夫卡生前大部分作品不愿出版，若非挚友马克斯代为出版，很多作品便会灰飞烟灭。

这本书最重要的缘起之一，是一个名为朱西宁的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听说朱西宁要借胡兰成之口写自己的传记，张爱玲有了不如亲笔写的念头，用十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小团圆》。这完全是一场不留情面、无所顾忌，坦荡荡的写作。她既不愿将其作为虚构小说，但完成之后又不愿昭示于人，甚至在1992年曾一度表明，“《小团圆》要毁掉”，可见其内心纠结。但是换个角度看，这种情绪想必每个人都能理解：人们总是在“渴望被人理解”和“害怕暴露自己”之间徘徊不安。澄明剔透如此的女子也难以避免。

但无奈，即使纠结不安，张爱玲也不只一次透出本意——“最好的材料是你深知的材料”，又在信中回复宋淇的建议说，“因为情节需要，无法改头换面”。如果非要依宋淇之意大变妆容，再好的材料岂不是也换了味道？这样看来，张真心所期待的，并非是浓妆艳抹的登场，反倒是素面朝天的亮相。只是在时机上踌躇不定。她当时的顾虑所在，又不单单是因为胡兰成和民族主义，更牵挂到母亲、姑姑等两边家史。

原委既清，不作删改出版此书便再合情合理不过。那些真心喜爱张爱玲的人，也定希望真真切切地去了解对方，而不是观赏一个被想象粉饰的人物。当然，所谓真相，无非是众人相对认可的结论。真正客观的自传永不存在，小说和自传的距离，谁又能分得明、道得清？只是此书一出，坊间各类张爱玲传记，便可从此销声匿迹。在张爱玲和宋琪夫妇的往来信件中，有一“无赖人”的称谓，在上海话中，无赖人正是胡兰成。在那些晴天恨海的痛诉之后，张迷们终于可以等到了张爱玲自己的声音——对于一个让人叹惋的过去，她究竟如何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