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住房制度的不公平

住房制度的不合理性，让更多的民众无法从财产性分配中获得低价的住房，却将更多的仇恨转向了市场。

传统的福利分房时，住房的面积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局长级的干部大约也只有120平方米的住房。而今那些利用经济适用房政策低价购买的公务员住房，局长级的住房面积已扩大到了180~240平方米。市场上的房价则与享受政策补贴的房价每平方米相差上万元，让当初的房改价优惠相比之下都差之千里了。表面看，当初约为市场价40%左右的房改价购房让业主占了巨大的便宜，而如今，享受经济适用房政策的购买价则与市场价相差了一倍多，再加上面积的扩大，自然收益颇多了。

当更多的人（绝大多数家庭）既无法享受这种政府的补贴，又无法靠存量住房发财改善生活时，就用市场的商品房价格与经济适用房价格相比，并误认为这两个价格之间的差都是开发商的暴利，于是将所有对制度性腐败产生的怨恨也同时归罪到了开发商的头上。

似乎是开发商没有让这些家庭享受到制度性腐败的优惠一样。而制度并不是握在开发商的手中，哪怕是建设经济适用房或两限房的开发商也无权将房子卖给未经政府审批的任何家庭。

4. 特殊的家庭结构

第二次婴儿潮之后的计划生育政策让中国的家庭结构不同于世界任何国家，突显出4–2–1的阵容。抱孙子的传统习俗将子女的结婚与住房的责任转嫁到了父辈身上，而恰恰福利分房制度又让这些父母大多数有了安栖之处，可以在解决儿女住房的同时改善原有的居住环境与条件。

这种特殊的家庭结构改变了仅仅以子女收入计算购房可支付能力的状况，形成了父母购房、父母付首付、子女还贷的中国特色，或父母住新房、子女住旧房等多种形式，两个、三个家庭共同分摊购房负担的和谐情景。

从对2004年已购房人群的调查中发现，20~29岁的户主占34.1%，30~39岁的户主占34.4%，其他为40岁以上的家庭合计的购房比例。而2006年的购房人群调查中，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的户主年龄中位数分别为41、44、33、37、36岁。2009年第一季度，北京的部分楼盘调查中90平方米以下小户型的购房群体中，35岁以下的人群占70%左右，平均房价为每平方米12 000~14 000元区间，远高于北京市平均房价。但大户型购房群体中年龄占比最大的是45岁以上的客户群体。

也许在其他国家关心房价的只是准备购房的群体，但中国城镇这种特殊的家庭结构会让几乎所有的家庭和群体都卷入房价的战争之中。尤其是以家庭分裂为诱因的主体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既是网上评论的主体，也是媒体从业的主体，更是家庭中的宠儿和最爱。他们不但在社会上也在家庭中声音最大。于是局部的房价争议就变成了全社会的争议，并演变成了一种仇恨。

5. 身份的焦虑

“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身份的焦虑》。中国的经济在改革的浪潮推动下，一浪高过一浪，打破了改革之前几乎所有家庭生活平均化而无差别的格局。

初期曾身在国企的职工会看不起那些小商小贩和个体户，而当卖大碗茶的收入超过了官员与教授的收入时，人们的观念开始发生了变化。当国企职工下岗、干部下海之后，社会开始拉大了贫富差别。金融服务业的产生和民企的上市再一次引发了经济地震，《福布斯》的排行掀起了一阵阵波浪。让这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改变着评价的标准和身份的定义。数千人争夺一个公务员名额的招考，全民炒股的动员，商人排行榜与精英的选拔，超女和明星的价值提升，教授专家们的走穴，以及留学人员与海归，这一切都在改变着这个世界。
可怕的并非是中国出了李彦宏、马云等精英，引发身份焦虑的不是每个人与

比尔.盖茨的对比，而是同龄人之间、同学之间、同事之间的生活与地位的变化，最熟悉的人群之间的对比。

由于评价体系的变化，人们已无法预测一个人的今天和明天，鲤鱼跳龙门的奇迹常常会在我们的身边发生。但人们无法知道某个人的财富时，却找到了一个平衡可见的标的物，那就是房子所代表的身份与地位。

名片是改革之后的新产物，也代表着一种身份。但更多的人已不再相信印在名片上的头衔，名片代表的只是联系方式。但一个人在熟悉的人群圈子中身住何处却是十分重要的。过去请亲朋好友去酒店大吃大喝的荣誉已被在家中招待的亲密所代替。社交更多的从公共场所向家庭转移，咖啡厅的见面远不如家中更温馨和私密了。

住房也不再仅仅是小两口建立新家庭的寓所，不再仅仅是改善居住条件，不再仅仅是维持再生产能力的基础，已在这个社会中升华为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了。不仅仅是财富，更重要的是证明某人拥有私有财产，可以独立于社会的象征，一种不再寄人篱下的象征。

宁做“房奴”也不愿租房，正是这种身份焦虑的标准性体现！

当全社会的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在不断增长时，并没有人睡在大街上，但人均居住面积在现实中的分配是不均衡的。于是有多有少、有苦有甜的差别会让许许多多并没有住在大街上的人们也会对没有单独拥有住房，没有拥有比别人更多、更好的住房而苦恼和焦虑。于是这种焦虑就转化为一种仇恨，似乎全社会未能“按需取酬”的责任在于开发商未能无偿地为每一个家庭送上一套大而好的住房，开发商似乎并没有勇敢地承担起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责任。

尤其是在政府强烈呼吁开发商要建小面积、低价位的商品房时，人们并不关注土地的成本与价格，并不关注市场的竞争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规律，而只关注房子的价格和自己是否能低价地轻松拥有能代表身份地位优越的住房。

遗憾的是，市场经济并不会从天上掉下美食而养更多的懒汉，仇恨也不会增加社会财富与个人财富。最终因身份的焦虑而转化的仇恨并不能让更多的人进入天堂，这个社会也不会在仇恨中进步。
6. 从羡慕到仇恨

如今30岁左右的人都没有经历过平均化、低工资、票证制的短缺经济，因此也不知道中国的贫富差别出现之前都处于同一个生活水平。当他们开始进入社会时，贫富差别已从万元户的富变成了百万元、千万元或亿万元的差别了。比如一套住房的价格会产生从几十万元到几千万元或上亿元的跨度。于是他们以为这种差别天生就存在，而与个人的努力奋斗无关。

新中国成立60年中前30年出生的人，儿童时大多接受的是公有制及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但后30年的人儿童期就已接受了致富、发财、享受生活的教育。他们很早就知道了比尔?盖茨、巴菲特和李彦宏、马云的事迹，儿时的羡慕心态让许多人立志要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或巴菲特。当他们进入社会时才发现，虽然他们可以让关于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书成为中国最畅销的书，但他们不能从书中自然拥有比尔.盖茨的技术和巴菲特的投资理财能力，他们这才发现，要想让生活的物质享受成为现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爬行。

于是他们开始寻找《福布斯》榜单中的学习榜样，却发现，中国与世界经济制度不同，在各国房地产业中产生的富翁为数不多。他们不知道这是因为世界各国能产生更多富翁的行业，如金融、矿产、石油等领域，在中国尚处于不开放的垄断中，因此将房地产视为暴利和万恶之源。

当他们进入了要结婚、生子和成家立业的阶段时，发现要拥有一套舒适的住房更是一件困难的事。他们并不关心实现住房梦中涉及国民财富分配制度中的不合理性，也不理会房价中有了多少土地成本和公共支出成本。他们只知道上一代人的住房是福利分配的，自己这一代人却要靠自我努力去成为“房奴”；不知道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只知道房地产商不再是“雷锋”；不知道“利润最大化是财富创造的原动力”，只知道刚毕业就想有个家；不知道中国的平均购房者年龄小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10岁以上，更不知道中国住房的私有化率已是全球所有国家中最高的，比世界经济总量第一的美国还要高出近20个百分点。

于是他们把不能实现有车有房的“美国梦”的苦水倒在了房地产商的头上，一方面期待着自己超越前辈而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中高收入阶层；一方面抱怨别人在他们之前住进了自有产权的住房，一步步从羡慕走向了仇恨。

此外，社会上不断暴露出来的官商勾结的腐败、违规操作的谋利、骗贷的黑洞等案例更让这个社会产生了对整个房地产行业的不信任，并找到了支撑这种仇恨的依据和理由，也给这个行业套上了原罪的枷锁。

然而这种抱怨与仇恨仍然摆脱不了产生这种情绪背后的焦虑。谁都想尽快地从贫困的泥潭中爬出来，谁都想成为被社会所尊敬的人，谁都想尽可能地满足对物质消费欲望的追求，但事实上正是这种强烈的渴望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最终导致要寻找一个共同的发泄点。正是共同的住房问题成为了一个能引发不同人群、不同收入、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社会分子共同关注的焦点，成为了可以共同倾倒脏水的垃圾桶。

正像冯仑先生所说的，“道德是件不容讨论的问题”，因此也就无法用经济的方式去研究道德的形成与对错，房地产就在一系列的焦虑集合之中成了整个社会不可缺少的“敌人”。

房地产业，一个政府少不了、社会少不了、市场少不了、经济少不了、城市少不了，公民也缺少不了的行业，一个人们既爱又恨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