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推手”

事实上，转基因玉米安全证书的批准，中央一号文件的高调支持，在相当多业内人士看来，都显得太过突然。

虽然早在上世纪80年代，转基因植物就列入我国“863”计划，但与棉花在我国早就开始商业化种植不同，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转基因玉米和水稻的商业化种植一直非常谨慎。

接受本报采访的种业科学家和企业家一致的看法是，我国政府对转基因作物研究真正发力是在2008年,当年7月9日，国家投入资金200多亿元，启动 “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但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又有哪些人或事助推了我国转基因主粮产业化的超常提速，都显得模糊不清，知情者甚少。

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转基因主粮安全证书获批。

安全证书是转基因作物品种上市前最难跨过的一个关口。而一旦跨过了，也就意味着我国转基因水稻、玉米投入商业化种植并不遥远。

对此，国内著名育种专家李登海表示了他的担忧。在前不久科技部一次种业座谈会上，李登海通过登海种业公司总经理李晓霞转述了自己的观点——“我国率先放开转基因种子商品化，将引起很多不可预计的后果。我国大型作物转基因研究基础很薄弱，拥有的合法基因很少，99%以上专利被国外控制。”

由于李登海是中国育种界公认的顶级专家，又与美国先锋公司建立了合资公司，他的表态引发了不小震动。

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张世煌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玉米使我国拥有了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但企业大规模商业推广还为时尚早，很多条件还不具备。”

如此情形下，用前述科学家的话来说，安全证书的获批，范云六等一些转基因科学家和奥瑞金公司，是本次中国转基因政策提速的“推手”。

本报获悉，在2009年农业部颁发安全证书前，决策部门曾几次召集包括范云六在内的多名科学家、企业家座谈，听取推进转基因水稻、玉米产业化的建议。这几次座谈对推进转基因决策至关重要。

有接近农业部的人士介绍说，作为转基因植酸酶玉米的独家供应商，韩庚辰参加了座谈会。会上，韩庚辰介绍了植酸酶玉米的好处，并表示最晚能在2012年内将该品种投入商用。

座谈会后不久，中国首次为转基因主粮颁发了安全证书。

对这一情况，韩庚辰告诉本报记者，2008年底他曾向统战部递交了一份内容为“发展我国生物技术，建立国家转基因工程规划”的建议。但他没有参加过安全证书批准前的座谈会。

尽管转基因玉米领域基本情形仍模糊一片，但毕竟安全证书已经获得批准。对此，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在基本情况没有明晰之前，在转基因玉米产业化方面，政策层面一定要慎之又慎，绝不能轻言放开。

对此，农业部一位官员告诉本报，我国政府一直对本国种子行业实施保护政策。他举例说，目前政策上不允许外商设立经营销售型种子企业和独资企业。经营粮棉油种子的合资企业，外商股份不得大于50%。“政府的目的就是从国外引进先进育种经验的同时，保护本国种子资源。”这位官员说。

转基因玉米领域的一些问题，已经得到了农业部一些官员的重视。农业部两会期间也出面澄清说，发放安全证书，不等同于商业化生产。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转基因玉米商业化，将稳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