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见，当比对自己微薄收入和狂飙的房价时，他们会何等绝望，自杀以换取经济补偿和内心安宁，在他们看来似乎成了最佳选择。”崔丽娟说。

19世纪末，社会学家涂尔干曾有过这样的分析：自杀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对正在解体的社会的反应。由于社会的动乱和衰退造成了社会——文化的不稳定状态，破坏了对个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支持和交往，因而削弱了人们生存的能力、信心和意志。

事实上，与“农民工”群体遵循城市社会吸纳和排斥功能同一逻辑的“白领新移民”，同样经历着类似的煎熬。

在各地城市的高度细致化的身份支付制度的设置中，大部分白领移民以高学历所换得的，仅仅是类似居住证的“不完全市民资格”。只有当他们在城市购买住宅之后，他们才可能获得真正的身份认同，以及附着于这一身份之上的各种市民待遇。

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陈映芳认为，在有关“蜗居”、“蚁族”现象的议论中，有围绕房市房价的经济式的讨论，也有主张视“人才”对象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而加以区别对待，但这些多少偏离了市民的生活权利问题、政府对市民的社会保护责任如何落实、公共资源如何配置等社会公平问题的建构原则。

在陈映芳看来，城市政策的设计者所窥视的，不仅是白领职员们整个职业生涯的经济支付能力，其所算计的，还有年轻人背后的父母家庭的支付能力！城市开发运动在今天的中国，不仅损害了社会公平的正义原则，它还操纵利用了中国家庭作为生活共同体的共济互助功能，吮吸、劫取了无数家庭的养老资源。

陈映芳说：“目前，高房价城市开发体制的根本逻辑并没有发生变化。被不断测试和重新计算的，依然是各种社会群体的生活需求以及支付能力的极限所在，当然还有人们忍受或者批判社会不公的能力。”（本报记者周亚玲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