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下一步要开步走，这只是说我们发了一个进军的命令，但是往哪里进、怎么进，而且要把这样一些设计、这样的路线图的时间表能够贯彻下去，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

这本书的出版正好碰到了十八次代表大会做出的重要决定，当然是个喜事。那是不是这本书的任务就完成了呢？我想不是的，因为我们在规划下一步的改革和执行下一步的改革，都会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很多东西。原来我跟马国川设想的标题就是“重启改革议程”，另外这本书我送过去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字太小了，大概对90后没有多大问题，至于其他人都会觉得很苦，所以出版社还是决定要放大字号，所以我们两个人写了“再版”，说是再版，但是内容没有改。希望在我们走第二步、第三步，把重启改革真正进行到底的过程中，我们希望这些不是定论，只是我们一些思考，能够提供给大家参考，我们就觉得心满意足了。谢谢！

樊希安：下面请马国川先生讲一下写作情况，以及他对吴先生思想观点的理解。

马国川：谢谢樊总。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写这本书的情况，以及我个人的一点体会。

 刚才吴老师、樊总都讲到了，这本书是2010年5月份开写的，当时的背景我觉得非常值得注意。当时世界金融危机还没有过去，欧债危机又来了，整个西方国家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都不怎么太好，反而中国表现非常好，GDP还是8%、9%的增长。所以当时“中国模式”正是大行其道的时候，很多人说中国模式不但适合中国，也应该向世界推广。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和社会矛盾当时也是不断在激化。因为我是做记者的，这两年突出感觉就是群体性事件是呈几何级增长，而且越来越恶性，一动就上万人，搞攻打政府的都有。所以这种现象，当时吴老师就讲，这本书一定要直面当前的社会经济问题，不发空议论，从历史的高度来客观的梳理中国改革历程，有理有据的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理性的探究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方法。所以说我觉得这本书它不是一个远离现实的纯学术的书，而是以深刻的问题意识为先导的现实之作。

具体的写作过程是这样的。吴老师首先确定了这个书的框架，第一讲写什么，第二讲写什么，各讲之间的内在联系等等，我们讨论了几次。然后是我来做一些初步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初稿写出来以后，吴老师又进行了非常认真仔细的修改，我记得有很多部分吴老师都整个划掉，又整个重写的。他写完之后又给我，我再根据我自己的理解提出一些意见，有的地方也做了直接修改，我再给吴老师，吴老师再改，他改动的非常大，改完之后又给我，就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有很多很多遍。最终这本书是在今年10月份完稿，但是就像刚才樊总说的，就在送印厂前一两天吴老师还在改，如果不是催着要，就还在改。我们俩都是发传真，我给它收起来了，大概有这么厚，装档案袋都十来个，我是作为资料留下来。

在做的过程中，我觉得吴老师的学风是非常严谨、扎实的，值得我们这些后辈认真学习的。尤其我们是做记者，写东西很快，因为第二天就要交稿。但是吴老师是每一句话、每个字都认真改，昨天上午还给我打电话，在我们再版序言里边，最后有一句，说我们在这本书里提出来的是可能对读者有所“助益”，帮助的助，利益的益。吴老师说这个词是不是要考虑考虑，这个“益”可能有点过了，是不是改成平和一点的，改称“帮助”或者“参考”，我当时提出来是不是可以叫“启发”，他说“启发”不好，证明吴老师非常严谨、扎实，而且非常低调。但是吴老师绝不含糊，比如书里面讲到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税收上缴机制，那个数字，我找资料找到了一个数字，吴老师看到之后觉得不踏实，又反复核对，至少核对了三次，最后都一样，才确定了这个数字。

包括今年年初吴老师是在美国女儿家过春节，他一天没休息，为什么？因为他改了之后，过两天就给我传真过来，每次都是十几页、二十页，我记得最多一次传了二十页，结果传真机上都没纸了。我觉得吴老师是非常扎实、非常严谨的一种学风。

 还有一个事，在写最后一讲的时候，就是“重启改革议程”，吴老师还专门提醒我看一本书，这本书是今年3月份美国刚刚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国家为什么失败》，刚刚出版，也没有中文版，吴老师已经读过了英文版，然后推荐给我，他还在北师大专门找了复印机给我复印了那本书，非常厚，大概500多页，让我参考。说老实话，我英文不行，我是看了两个月才看完，我估计吴老师大概用了很短的几天就看完。吴老师今年已经82岁高龄了，这种学习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也非常受感动。

另外写这本书还有一个最大感触，吴老师确确实实是把自己的生命和中国改革联系在一起，把推动改革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有时候非常感慨，吴老师80多岁了，其实可以颐养天年了，但是还是在到处奔走。比如今年财经年会是11月29日开完，吴老师上午去我们那里做了演讲。第二天就去英国进行学术交流，去讲中国改革。从英国直接到了香港，在香港待了几天，做演讲、开会，从香港又到海南，在海南大概待了有一周，在那里参加会讲中国改革，回到国内以后，第二天又去参加经济观察报的观察家年会，张维迎老师也去了，他不停的在奔走，我就觉得吴老师有非常大的精神，有非常大的劲头。

我在跟吴老师接触过程中，我觉得吴老师是一个真正的、负责任的现代公民，我愿意用这个词，一个公民。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做记者的体会更多，社会问题非常多，社会情绪也非常浮躁。我最近经常看网易新闻的跟贴，每一次都几百条，只要出一个事，后面的语言之激烈，都不可想象，而且有非常多人去关注这些事，写得还很精彩。这种社会情绪非常浮躁。我觉得非常难得的是，吴老师一直保持理性、建设性的态度，既直面问题，又冷静平和。既善于听取各种意见，也坚持自己的观点，一以贯之。尤其是前些年，我印象中是在2010年，其实吴老师直到去年之前，吴老师只要是有什么言论在网上都会遭到大量的批评、指责，甚至也有谩骂，还造谣说吴老师是间谍。但是吴老师不急不躁，其实我和吴老师之间也有观点的不同，比如有时候我是比较悲观的时候，吴老师的观点反而比较乐观，比如写书的这两三年时间，我当时就觉得中国社会真的可能要走向一个我们不希望的斜路上去，但是吴老师说没有关系，从30年的角度来说，峰回路转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可能停滞倒退的局面长久的持续下去。反过来有时候我是比较乐观或者过于乐观，吴老师反而更冷静。比如这次十八大以后，这本书也切合时代主题，重启改革议程，用吴老师的话讲，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我是感觉下一步风平浪静了，应该比较顺利了，但吴老师在几个场合里面都强调，下一步改革的艰难应该是充分预见到的，因为特殊利益集团这种强大的改革阻力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他的观点非常理性，我从中受益很多。

我记得江平老师有一本自传，专门引了一段胡适的话，特别好。一个知识分子应该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我觉得吴老师做到了。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吴老师的夫人周老师，吴老师这么大年龄了，生活都是周老师照顾，而且发传真、打电话都是周老师负责，很多传真都是周老师传给我的，所以我特别感谢周老师。谢谢大家。

樊希安：国川做了很好的发言，我很感慨。当时我们约吴老师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考虑到吴先生找一个人进行访问式的，两个人合作，我们是把马国川先生推荐给吴老师的，看来他们两个的合作非常好，非常愉快。82岁的吴敬琏先生和41岁的马国川先生合作非常好，他们两个的年龄正好差了一半，合作非常成功，这是他们自己的荣幸，也是我们三联书店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