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二十四城记》的历史和实验(4)
访谈
EO:“二十四城”是楼盘的名字,你直接用作电影名,这么不避嫌。
贾樟柯:确实又有好多人误解,说贾樟柯拍完《无用》拍《二十四城》,拍完服装拍楼盘,有这种误解我也挺高兴的。我就是想,现在满眼都是经济,经济生活变成国民的惟一生活,为什么弥漫在中国这么强的钱的气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电影会很感性地用故事来解答这个问题。片子中当代厂花赵涛,爸爸妈妈都是厂里工人,她不想当工人,生存方法就是每两个星期飞一次香港,给人带货,名牌包啊皮带啊,是消费时代的一个形象。她跟家庭很疏远,自己住在外面,但她有一次忘带钥匙,于是去她母亲的工厂看她母亲。这是她第一次到工厂,她看到母亲在劳动,她从来不知道作为工人的母亲是什么样子,几百个人在车间里,分不清谁是谁。当她艰难地从这些面孔中认出自己母亲时,就跟母亲有种和解。她最大愿望就是给父母买套房子。
拍完我很开心做了一件事,就是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这么拼命挣钱,它是对过去长时间的集体生活、很有限的物质生活,反过来的一个加倍的补偿。改革三十年还给了个人很多权利,很多自由,这是很大进步。
EO:这是你第一次起用明星演员,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贾樟柯:我这次用明星,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她们跟其他工人一样,有口述,口述是需要很强的台词能力的。
另一方面,我觉得把这些璀璨的演员跟那些普通的工人糅合在一起,结构产生的含义才有趣,剧情和纪录的融合感才强。观众一看这是吕丽萍啊,都能认出来。如果还像以前那样找一些非职业演员演,又变成了总体的纪录片,因为你分不清。
EO:这也是你第一次去讲述你自己未曾经历的时代。
贾樟柯:进入到工厂现场后,突然会觉得特别开阔,很多东西是自然发展过程,对历史有新的态度。第一代产业工人谈得非常多的是当时国家的困难情况,是奉献——以前我们听到这个词,很主旋律,一般不过脑子,但到工厂后,到了个人记忆里,它是很实实在在的。以前我们不尊重个人记忆,把很多珍贵的东西忽略掉了。
这个片子是一个记忆,是弥漫在身边的回忆,对经验的记忆,对过去岁月的重视和留恋。我觉得我们文化的一个大问题是没有记忆,很多记忆不被重视,很多记忆不允许被记起,你没有过去,可能只有现在,也没有未来的话,就变成实用主义。
EO:你说对历史有了新态度,是什么态度?
贾樟柯:首要的不是批判,而是不要遗忘,正视社会主义实验期。当代市场经济实际是对那场实验的一个纠正,不管我们怎么评价这个实验,好还是不好,实验本身作为一种记忆是不能忘掉的,不能房子拆掉就没了,就过去了。
面对这段历史时,会有一种豁达,很多东西是个过程,那个过程已经结束了,再看待它时,那就是它的存在,很难讲值还是不值得。其实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人质,你在那个环境下只能这么做,或者国家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这样选择。对我来说,面对历史不等于纠缠它,没必要,都已经发生了,过去了。最重要的是强调个人自由的重要性,个人讲述、个人经验记忆呈现的自由。为什么改革不能停止,并不是钱还不够多,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个人自由还不够。
EO:崔卫平不久前写了篇文章《个人的归个人,社会的归社会》,将你的《小武》与布莱松的《扒手》作了个比较。她的观点是,跟《扒手》相比,小武身上缺乏自我反省精神,《小武》把个人的所有问题都推到了社会头上。
贾樟柯:我觉得整个中国有个重要情况,就是集体索债的心理,过去的制度跟历史,给中国人带来一种集体需要补偿的心理。道德上的没有约束力,来自历史的原因,它是民众性,不是个人原因。比如你在工厂工作,把厂里铁丝往家顺,不会有道德反省和负罪感,因为整个体制是欠个人的很多。在这种普遍的民众心态下,要求一个县城的青年背负道德压力,这太西方化了,这不符合中国的语境。历史和国家是欠我们的,这需要从体制上解决,当它变得相对透明和公平时,个人的道德约束力才有可能出现。
EO:很多人把你称作大师了,你有何感受?
贾樟柯:还是给我多留点空间的好,我才三十八岁,还有很多年要过呢。
EO:这个片子的票房你估计会是什么情况?
贾樟柯:国内市场很难预测,一两百万还是一两千万,不知道。不知道上映时会遇到哪个电影。包括政府对这电影的态度,都会形成票房因素。它不是由电影质量决定,它是动用资源的能力,两年过去了,我们动用资源的能力是不是有所进步,或者市场是不是变得透明轻松,让电影很轻松地进入市场,这个还得去实践。从国外的角度,我们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EO:如果在你的电影公映时,给你安排一些特别的支持,比如将其他影片下线清场之类的,你觉得怎样?
贾樟柯:这种情况目前为止还没出现过,它跟我的态度是有出入的,我认为所有的制度应该是公平对待所有人的,特权应该提防。
EO:你这两年拍了中国移动广告,又接了奥运公益广告。有些人会担心,贾樟柯是不是越来越主流了。
贾樟柯:会参与到主流的工作中,肯定是不会避免的,公益广告、商业广告,跟电影肯定不一样,但不矛盾啊,这跟文化立场没关系。广告所要传达的比如环保、爱心,都是普遍的价值。知识分子独立性跟主流价值不是完全水火不容的,二者有重叠的部分,主流价值里有一部分是很好的。不能变成愤青,主流的就反对。这也跟体制没关系,任何一个体制上所倡导的文化里都有人类普遍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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