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城交响乐团73年在上海黄浦江游览船上观看中国民乐演奏

因为被禁止，反而激发了我们对交响乐的好奇心。我们把78转的胶木唱片放在落地收音机上的留声机里，不敢打开音响，耳朵凑近留声机，听着唱针在唱片上滑动时发出的非常轻微的音乐声。

就这样，我们几个少年第一次接触了贝多芬、莫扎特、肖邦、柴可夫斯基、舒伯特等西方古典音乐。

赵耀武姨夫还收藏了一些解放以前百代唱片公司发行的周旋和王人美的唱片。听着这些被党定性为黄色反动的靡靡之音，我们既紧张好奇，又有着冒险犯罪的快感。

可惜，每天午后偷听音乐的好日子不久就结束了。有天，赵耀武姨夫严厉盘问他是否动了储藏室里的落地收音机？他只承认到储藏室里找过东西，移动过落地收音机，坚决否认曾经听过音乐。 

此后，他姨夫每天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储藏室门，伸手去抚摸落地收音机是否发热。

从姨夫严峻的神态，赵耀武意识到偷听反动音乐的活动不能再进行了。

因为一旦被揭发，倒霉的是大人，他姨夫很可能因此被逮捕，扣上教唆青少年的罪名，更是罪加一等。

两年后，我到江西九江修水山区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一个知青集体户的刘雍，比我年长四岁，上海复旦中学68届高中生。他喜爱交响乐，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可以把贝多芬第三，第五和第九交响乐的旋律从头哼唱到尾。他带到农村的书籍里，就有关于交响乐的，我记得有本柏辽兹的书，专门分析和介绍贝多芬九首交响乐的，我似懂非懂的看了两遍，再听刘雍的讲解，明白了很多。

1973年，《参考消息》披露费城交响乐团即将来华演出的时候，我们俩都已经在九江工作了，刘雍是非常激动的和我谈论这消息的。

在工厂工作，一年只有12天探亲假，加上春节三天国定假日，每年在上海最多只能呆15天。1973年秋天，假如不是正巧厂里派我到上海出差，我是绝无机会看美国费城交响乐团的演出的。

来上海之前，费城交响乐团在北京演了四场，上海只演两场。票子之紧张可想而知。离开演出的场地——上海市革委大礼堂还有500米之远，沿路就不停有人在问有退票吗，有退票吗？

所有的票子都是通过组织系统发放的，每张票子都能查到是通过哪个系统发放到哪个单位的个人的，以确保万一出现什么政治问题，就能立即查到当事人。

在费城交响乐团来之前，曾经有人请示上级：观看演出的时候是否可以鼓掌？ 

这个请示经过层层上报之后，最后上级来了指示：为了表示中国人民的礼貌和对美国人民的友好，在演出过程中可以适当鼓掌。

有了上级的这个指示，鼓掌就合法了。

我不明白，明知不会有人退票，为什么沿路还是有那么多人怀着几乎不存在的希望在乞讨般的等候退票？每张票子背后都盖着“非卖品”的蓝色印章，谁敢拿这种票子去换钱呢？再说，他们用什么去交换别人手中的票子呢？也许是粮票、手表票、自行车票诸如此类的购物票证。这是我至今没搞明白的事情，当时我只想赶紧摆脱他们的纠缠，根本没兴趣去看他们伸出的手掌里握着什么。

“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来华演出”，竖立竖写的巨大标牌，伸展在市革委大礼堂墙外的空中。标牌是深蓝底色上写的黑字。尽管事先已经从《参考消息》上看到过《纽约时报》对这块第一次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广告牌的介绍，亲眼看见，还是感受到这块标牌静谧而震撼的力量。我仿佛是去出席一场宣告未来将发生重大变化的庆典。

朋友后来问我，票子这么紧张，你那时怎么弄到的。

我不假思索的回答，是我爸单位上发的票子。

我爸那时在一个涉外单位当个小干部，经常可以得到文艺演出的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