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上海电影乐团到兰州演出，他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远房亲戚、在兰州歌舞团担任舞蹈演员的表妹。

这对俊男美女一见钟情，回到上海后，李明就正式明确了和表妹的恋爱关系。他父亲极力反对。和在外地的表妹结婚，户口问题无法解决，户口无法解决，就只好长期两地分居。

李明没有理睬父亲的反对，继续和表妹保持着情书往来。

1966年夏，表妹的家，因其在兰州民族学院任教授的父亲，遭到红卫兵的批斗和抄家。当红卫兵把家里的书画等所谓的“四旧”毁坏烧毁，把金银财宝抄走的时候，表妹两只手的手心里紧紧握着两根金条，镇定自若的站立在墙壁。红卫兵一离开，她就立即去火车站，买了到上海的火车票，投奔表哥了。

他们在上海举行了简单潦草的婚礼。李明妻子就这样没户口没工作的在上海居住下来了，一年后生下了孩子，三年后又生了第二个孩子。一家四口全靠李明每月七十几块的工资度日。因为妻子和孩子没有户口没有粮票，他们家只好长期购买黑市粮，李明的工资就更加捉襟见肘。长期的营养不良，加上李明和进驻上海电影乐团的工宣队关系不好，被派到郊区农村去干繁重的农活，去劳动锻炼改造小资产阶级情调。在农村，李明得了乙型肝炎，因为没有得到好好的治疗和修养，急性乙肝转变成了慢性肝炎。他经常请病假在家休息，为了业务不荒废，他就常在家练琴。

这样，我小弟才有机会在贫民区听到一个小提琴高手的琴声。

1978年，师母家平反了，当年的抄家物资归还了，还补发了10年的工资两万多，在当时全国平均工作只有四五十元的情况下，这简直是巨款。

李明一家四口，坐上火车去兰州分享平反的喜悦。到了那里，每天都有亲友宴请，李明疲劳过度，导致肝昏迷，抢救无效，死在兰州了。

噩耗传来，我小弟悲痛万分。那年我刚考入九江师专读书，寒假回家的时候他多次问我：为什么好人没好命？

他的师母捧着骨灰盒带着两个儿子，一个9岁，一个7岁返回上海。把后事料理完毕之后，她来到我家向我小弟告辞。她说，李明在的时候都没能解决她的户口问题，现在李明不在了，上海电影乐团更不可能解决她的户口了。孩子的户口是跟着母亲的，她没有上海户口，两个孩子也没有。她只有带上两个儿子回到兰州去生活。反正现在孩子的外公外婆养得起他们了。她说她过了这么多年苦日子，到上海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出去玩过，现在总算经济上宽松了，她想回兰州之前先到苏州杭州去旅游一下。

她走后，我弟弟很生气很难过。说李明死了，她怎么脸上一点悲伤的表情也没有，怎么还会有心情去游山玩水？

1978年是思想解放的那一年，那一年大多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那一年恢复了高考。小弟本来想去考上海音乐学院，可是中学毕业分配的时候，他因为上面的哥哥姐姐都已经在工厂工作，即使当初去插队的大哥也进了厂了，按照条件，他必须下放，被分配到安徽大风农场，想参加高考，得先接受分配把户口迁了，到安徽农场去报名考大学。他不想去，我爹妈也不让他去。

一年后，当年的下放知青都回沪了，知青下放政策取消了，他可以报考上海音乐学院了，年龄却过了。上海音乐学院的报考年龄不能超过二十岁。他刚刚过。

那年还发生一件事情。我小弟那时在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轻音乐团，每星期为观众免费表演两次，同一个团里有个女孩，琴拉得好，音乐素养也好，因其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军乐团吹小号的，解放后作为历史反革命的后代，这个女孩一直很受压抑。我小弟对这女孩印象非常好，多次在我面前津津乐道的赞扬她，夸奖她的音乐才华夸奖她的为人。我猜想我弟弟已经爱上她了，只是由于年少害羞不好意思表白。

可是突然传来一个消息，这女孩为了出国嫁给外国人了。

我弟弟惊呆了，说一个人怎么可以为了出国嫁人呢？这不是和妓女差不多了吗？

他当时绝不会想到十年之后，他自己也走上了出国之路，再十年，他对劝他回来的老爹老妈说，已经习惯了在澳大利亚的生活了，无法适应这里生活了。

改革开放给很多人带来的希望带来了盼头，可是我小弟却接二连三的遭受了打击。

这大概就是他看淡人生看淡爱情婚姻的起因。

37年前，我实在忍受不了殷承宗带给我的别扭和不舒服的时候，侧过头，悄悄对坐在旁边的小弟说：“我一点也不喜欢殷承宗。”

小弟悄悄回我一句：“我和你一样。”

在当时，这话如果被邻座听到，打个小报告，我们就会被打成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

在党的舆论宣传教育下，我那时成为一个向往革命的青年。可是我却是一个没有完全改造好的革命青年。我向往革命，却不喜欢甚至厌恶革命文艺。八个样板戏，电台和广播喇叭每天在播放。无论是农村戏台，还是城市剧场，从公社到工厂的文艺表演，都是样板戏和革命歌曲。歌曲我还有几首喜欢的。样板戏，除了<杜鹃山>的几个唱段，其余我没一个喜欢的。至于小说，如当时红极一时的<金光大道>之类，我更是读不下去。

正是对极左文艺的厌倦厌恶，使我心理上和极权以及所有能代表极权的东西，存在着无法消除的鸿沟。我想到我和他们亲近，加入他们的行列，就无法继续喜欢真正的文艺了。这种交换我不舍得。

如今回想起来,幸亏是对艺术美的喜欢和向往，阻止了我向极权靠拢，从而避免一次人生大坠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