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上，我毕竟不是专业人士，可能研究的有些肤浅，但我想宏观把握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更深入更具体的研究，以后需要一些有志于此的人，能够在我们国家宏观层面上来统筹考虑这个东西的变化。十八大里面提到一个是“美丽中国”，把生态文明列入到我们五大建设的总体规划里面去。我多讲两句，这个“生态文明”提得非常正确。我记得前两年有一次国家环保局的人叫生态文明，还有什么城市文明，社区文明、企业文明，都搞不清，究竟是怎么区分这些文明？我当时就提出，这个文明有两个坐标系：一个是横向的，包括社会、社区、职业、农业问题，道德文明，这个是横向文明；另一个是纵向文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手工业文明，还有工业文明，因为工业文明造成了环境和身边的破坏。工业文明的后期就提了一个生态文明，这是一个纵向的事。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十二五”，新一届提到2020年翻两翻，而且标志着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到后城市化社会，有些破坏是不可逆转的。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国内提的就是科学发展观也好，我想一个人的科学觉醒是很重要的，这个就跟我们民族觉醒政治觉醒一样，谢谢！

马国川：谢谢朱老师!朱老师讲的很好，我觉得刚才大家注意到，朱老师后来用了一些政治语言。他原来在山西省委办公厅当过副主任，后来到国务院研究室当过司长。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讲到08年温家宝总理去哈佛大学那篇演讲稿，就有朱老师，他当时参与了撰写，是不是您写的？

朱幼棣：我只是参与参与。

马国川：那个演讲稿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刚刚朱老师讲到，就是他的思考一开始是地震，后来是山河的变迁，我看这本书之后对我触动比较大的也可能在座的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他第五章讲的一个问题----北京的水危机，题目是《北京水危机背后》，我看了之后感到很震撼。书里面讲到，其实在清朝的时候，昆明湖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水利工程，而它这个水利工程做得非常好，非常完美。不但解决了北京的水利、供水问题，也解决了灾害----山上下来水的灾害问题。可是后来我们搞了官厅水库，现在水库的问题出来了，水库本身没多少水，下游枯竭。我的问题是提给朱老师和王老师的，就北京的水危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自然原因还是人为的原因，有没有解？朱老师你先来!

朱幼棣：这个是关于北京的，王军老师更有依据，待会请他讲一些更加深刻的。我讲的就是从一些宏观的角度来说的，北京城现在没有一个完整的水系，这是北京最致命的问题。北京没有地表的河流，地表的河流包括永定河，基本上都是断流的。这个是我们解放后，对北京造成最大的一个50年最大深刻的变化，北京永定河和潮白河都是北京的母亲河。解放后，我们第一个水库就是官厅水库。当时设计的库容是40多亿立方米，40多亿立方米就是基本上把永定河的年平均水量的百分之七八十放到官厅水库里，建一个水库就能够解决问题，结果下游一片，上游包括山西境内，包括河北境内，包括内蒙境内，修了很多很多。其中大同的叫做册田水库。控制了永定河流域的40%。你下游建了一个大的，上面又建了一个大的，这个永定河自建立以来一直没有装满水。只有几亿方米。等于修的一个大棚，只有一个小管子里面有水，而且层层拦截。兴修水利是一个政治化的行动，而且没有全流域统筹的考虑。不但造成了水力资源的大量浪费，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下游一点水都没有，包括卢沟桥下面也没有水了。现在据说北京要花一百多亿打造景观河，就永定河那么这个景观河就不是河了，就是湖，而且没有水，这使北京的地下水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北京应该是城区有湖、有水的，现在水面搬家，湖泊搬家，搬到长城以外居庸关以外的官厅和密云去了。那地方风光不错，有草原，有湖有水，城里却没湖没水，地下水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现在北京70%还是用的地下水，不是用密云水库的水，那么大的水面白白的在蒸发。北京也没有搞一个完整的水系，一下了雨都进了下水管道，下水管道应该跟河流应该分开，地表水还可以再利用的，结果全部进入到地下管道里面去，跟污水混在一起，这样我们的水系跟给排水系统是混在一起混乱了，这可能是北京市整个规划设计上的一个问题，包括护城河什么的都没有了。   

我们现在仅有的几个湖，就是元朝设计的，包括中南海、北海，都是郭守敬跟刘秉中设计的。解放后我们还没有搞新的湖，除了亚运会鸟巢那个地方以外。所以要重新恢复北京市的水系，要保护最低的生态的水量和流量，从这个方面来考虑我们北京市的一些规划，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包括调水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想这个王军会说的更好。下面请王军老师！

王军：这个先说几句向朱老师致敬的话，因为朱老师是我在新华社非常敬重的前辈，也是对我进行最高启蒙的前辈。那个时候朱老师还不认识我，我91年到新华社工作的。我看朱老师这本书，还说那会经常写什么城市性的报道，就是长高了长大了，就不懂，一窃不通。那时候写了很多错误的文字。其实我后来写点书，也是自我的觉醒。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朱老师给我很大的帮助，刚才还跟朱老师谈说我看他写的关于北京的这个很多大遗址保护的文章，那时候心里面一下子豁然开朗。然后就说元大都这个遗址还在，看了之后心里面咯噔一下，你看元大都那个时候你看马可波罗，那么震撼，看他的记录里，就知道元大都整个遗址的状况是什么样的。这个对我心里面是有很多的启发。那会，朱老师很多的文章我都看，然后后来就看他的《后望书》，看了之后也是很震撼。我回忆很深的就是官厅水库，因为南水北调。这个跟北京水有关系，那个时候要继续加高大坝，要翻天。

实际上永乐皇帝干了两个大事，一个是修紫禁城，一个是修武当山。那么这两个大事，在解放之后，都遇到了大麻烦。比如说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制定了要改造故宫的计划，在63年做出完全拆除的计划，这是永乐皇帝的一个大工程。还有一个就是武当山，就是丹江口水库，把下面一百多个那么重要的建筑，一点措施都没有的，完全给淹掉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去丹江口水库，因为那个时候要南水北调，我知道那个故事我去采。后来我在看朱老师的书，就写到这些老百姓被搬到青海，我看了之后真的是痛苦。   

就这些人，都是一生只能过一次，这些人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工程，他们的这一生就被毁掉了。而且别人一点都不觉得可惜，我看到老师的文字后内心里是非常痛。我在看这本书也是，我就觉得这本书说的一切一切的东西都是一个道德问题，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就要把我们的大好河山为了我们所谓的利益，就要把后人的权利全给提前透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