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中国因为没有不动产税。他是要靠卖地，中国城市是这种50%以上收入是靠外地，那么像美国城市50%以上的收入是靠不动产税的。这两种导致政府的工作行为方式完全相反，说在美国一个市场天天得搞这些公共服务，他的财政就有保障，而我们这边的公共服务呢。他搞了之后实际上我们这些有房子的人就不劳而获了，就地铁一过来我的房价就都涨了。我的收入——如果是有房的人的话——我的收入就不知道翻了多少倍了，那么若政府一旦要想回收这个共够服务他就搞拆线。他根据原值补偿，你看北京市在之前拆卸之前他的赔偿标准基本上是90年代确定。就是他一次拆迁要把90年代以后的所有的增殖权给回收。所以说这些人拿到这么一个90年代的标准的补偿款。在面对今天一个不动产市场的话，他买这些房他就参加这个自焚，所以我们现在的公权力和私权利关系就很扭曲，要么就参加自焚，要么就不劳而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说我就觉得我非常关注这一次地权的改革，就是全国土地地级的规划，要给农村的土地确权，能够确到什么程度，你有研究，确到村级还是确到每家每户在这个基础之上，这个不动产税收制度怎么搭接，不动产税这个东西税一定是要有。
这样的话再搞，搞到之后再看环保，再看文物保护，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崇文区的领导，在那儿的时候，他们要在前门那里搞大拆线，我做一个调查，后来他们来跟我交流情况我说你们看到天坛在那个地方就很别扭，因为你们讲外地，周边控制到高物，就卖不了地，就很讨厌天坛，我说这么伟大的遗产你们讨厌它，我说以后有不动产税你会热爱天坛。因为天坛周边不动产价值是非常好的。我们要把公共服务利益的开发返还这个机制就是要解决起来，包括你的环境的保护，他会带来整个区域价值的提升， 。那么这样财政上应该怎么透过这种税收来返还，而不是只是靠拆迁，现在基本上是这种把这个地方的湖搞好，或者把这个路修好了就带起一片全拆。这个模式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结果了，就是使社会财务像少数人集中。这是很残忍的一个过程，不可持续的过程。
朱幼棣：王军老师刚才说了土地财政讲的非常好，还有一个我讲的就是水利工程，水利工程现在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用一个综合效应把他给包括起来：防洪、航运、然后发电、养殖、包括在一起，实际上最大的利益就是发电，但是一包括起来就不好办了，包括就让政府来负担，是这样的你防洪就的参加三峡，你需要修这么高的大坝吗，可能就不需要。如果是针对调节洪水的话调节汛期的水量的话可能不需要那么高。
但修得这么高，一定有哪个方面利益的最大化，那么是发电的利益最大化，如果是一个方面利益变成最大化。那么另一方面利益已经受到损害，包括航运。他也不需要修理这么高的大坝。但这个东西，你不把他分开，把商业利益和社会效益给他仔细的给他研究给他分析透，就很不好办。现在企业利益都需要移民也好，拆迁也好，都由政府来负担，因为他有防洪在里边，然后发电的效益都归上市企业。那么这就是有很大的问题在里面，实际上今后要仔细的用科学发展观或者科学的方法来做一个综合的判断，那么你主要是用来发电的，那么跟老百姓谈移民，政府就不用管了。由企业跟来百姓谈，你移民值不值你愿意不愿意拿那么多的钱，如果你拿不出来那么你不要建，现在把这个东西弄的都包裹在一起，然后把这个包袱要政府来负担，因为你们防洪你有航运吗，航运当然是两个方面，三峡航道的改善是一个好的地方，同时大坝还是碍航阻碍了交通，还有翻坝嘛，五级船还要花很多时间所以这个东西跟过去我们的水利跟现在的商业市场经济。因为水电是一种企业，并不是由完全政府去办的，包括三峡工程也是一家企业，是一家上市企业，怎么把企业的利益，跟我们政府管的事情要分开。不离开捋清楚，这样重大的工程最好能够增加透明度，有社会通盘的考虑。究竟是要建高坝堤坝还是建中坝还是建堤坝，哪个最好、那个能达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而不是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问：刚才听了朱老师的讲座心情非常沉重，昨天晚上听了王军老师的讲座以后，深受启发。这种沉重我有这么几个问题不明白想问一下。就是说，不管是北京十年城市的变迁和变化，还是我们国家山河的这种变化、修水电的变化，这个不能承受的这种沉重，能不能有一个解决之道，你不能从教育的层面上来说一下，那么这个问题会不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为我们的子孙，应该是非常棒的。就是说如果是不能改变的那么我们这个问题会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如果是教育的话不能改变的话就像三峡，这个大坝修建成了以后，云贵川这一代持续的干旱和他有没有影响？
朱幼棣：关于云贵川大旱这个有没有影响我还不能够肯定，至少对于中下游水系生态的环 境应该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三峡大坝以上是长江总长度的三分之二，三峡所拦住或调节的水量是长江总水量的二分之一，当一个河流的三分之二长度被截留，二分之一的水量被截流，下游水系的深配不发生变化这是不可能的，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究竟发生怎么样深刻的变化，还是需要深入研究，因为中下游水系一些大的琥珀，包括鄱阳湖洞庭湖、和其他一些湖泊，这个水面都有上千平方公里几千平方公里，他对气侯的影响就不是一些专家说的就是三峡库区的二十公里，这个肯定会大大超过，这是几乎可以肯定的，因为水系发生了变化，我里面写到我看到一本书叫做《武汉东湖》，武汉东湖能够影响武汉市整个的气侯、气温，安徽的巢湖，能够影响到合肥市和周边地区有无霜期的变化，还是不止一点地方，我想深刻的变化，应该是比较深远的，因为长江中下游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点地区，走过最核心的地区。
主要的经济、主要的工业、主要的商业主要的城市都集中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在后三峡时代能够发生怎么样的变化，应该值得深入的研究，这个研究牵涉的面很广，比如三峡水位是不是需要蓄到175米，或者是可以放低一些，那么下游怎么去调节，而且三峡拦蓄的不是洪水而是秋水，从9月10号开始拦，9月10号应该是说洪水基本过了，拦到10月低，应该有五十天的时间，三峡蓄水需要五十天的时间，这五十天时间长江水量一般的减少二分之一以上，因为清水是最美的秋水，最清的最有效的。人家说望穿秋水，应该很清的水，这点各大家很明确，那么这么好的被拦住了，那么蓄了那么下游有什么变化，我想后三峡时代应该要好好的去整体的观察。
王军：我知道南通那边有几个县那边地下水都严重的盐碱化。所以这是个非常大的关系。
朱幼棣：比如说现在说抗洪防汛，叫做抗旱防汛指挥部，这个提法就有点问题，什么叫做汛汛是河水江河在一定的季节里面涨落，就是我们春天冬天的变化一样，这是汛期汛情，你的防汛，讯并不是说我们说的防冻放夏一样，可能这个说法就有问题，抗旱旱肯定是旱灾，过去是水旱灾害，水是水灾，跟汛没有关系，汛期并不是水灾。
问：能不能从教育层面上讲一下？
朱幼棣：现在中国的教育也存在很多的问题，中国的义务教育和高中都是以应试教育为主。教育改革也是我们面临的很迫切的任务，如何深化教育改革，我想这个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包括后来的继续教育，这个严重的问题不在于教育群众，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领导。现在总的来说已经比十年二十年前进了一大步了，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了出来，比过去改革开放头二十年已经大大进步。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后工业化时期，随着人民的科学的觉醒，我想这个东西会越来越好，而且现在舆论环境也比较开放，中国再也不是闭关锁国的国家，能够接触到国际的国内的比较好的教育，但是很多在于你们自己要深入的思考，要想一想。
现在流行的东西是不是对是不是正确的，比如说我举例现在是低碳城市，节能减排是对的，一见面就说“你低碳了吗？”什么碳税就来了，究竟是二氧化碳，大家知不知道，二氧化碳在我们大气里面的比例是多少，二氧化碳占空气里面的比例是万分之三。人类能够影响的可能就是万分之一，另外万分之二，可能就是火山爆发废气的排出，影响就万分之一都不到，现在社会都被碳绑架了，被西方发达国家绑架了。张口就是低碳城市，你为了这个万分之三，应该好好的研究，我们这个东西怎么走，是不是就是借口，什么开征碳税来了，究竟我们能够节能多少，节能减排是需要的，但不是减少二氧化碳。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