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看来这个东西是甘于寂寞的行业，要很深入的研究地质的问题，要跑到野外，搞调查，现在地质系统大概是有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就是原来中科院的搞地质的，地矿部搞地质的。这是地震地质的研究，另一部分是原来的国家地震预报的东西，就是搞地震仪的临震记录的，地震仪可以测量哪个地方发生了几级地震，是搞监测的。从现在看搞检测的比较有钱，他可以申报国家的课题。他搞计算机搞什么网络，固定设备这样，是地震行业里面活的比较好的一部分。而且这里面可能掌握了部分话语权的部分。因为他坐在室内做的能够申报课题又能够申报国家的投入，你跑野外你到处跑也弄不了几个钱还很辛苦。搞检测肯定是马后炮为主，因为发生地震以后才有记录。这样搞预报的搞临震预报的人才特别短缺。现在这些为推卸责任也好，干脆说国际上都没有解决我们解决不了，国际上当然是难，那日本上还有海底的那个，跟我们大陆是不一样。海底你肯定是预报不了，这个断裂在海底，不在我们大陆上面。但我们中国的断裂带应该说几条还是应该在大陆上，比其他国家要有利的多。我想周总理也说，跟大学生说，我们这代人可能解决不了，但是我希望你们这代人能够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对行业，特别是对地震科这个志气信仰很重要，世界上没有干不成什么事。如果有这个信仰就一定能够突破，如果老是无所作为，这个世界难题就解决不了，那么就一定通过不了。因为我已经有了很好的一个成功预报的海城地震。

王军：我这个没有什么发言权。刘巍在这里，他对海城预报包括汶川地震之前的地震预报工作的状况，他是作了一个非常系统的调查。当然我是他那些报的编辑，我在看的时候也是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地震怎么预报的问题，因为有很多说法叫做地球不可侵入等等，我看了朱老师这本书有一个李四光这样一个分析，是浅层的这个地壳的活动状况，这个是有很多办法是可以检测的。那我就觉得像五李四光包括周恩来他们做这个决定他们确实是有一种历史的使命感，我就觉得对这种事情负责任的政府的官员，他有没有在这么样一种状态。我就觉得大家都是怀疑，后来这本书里面事实上他们是为开拖责任来反驳他们，我就觉得看这些的时候真的是让人感受非常的动怒。       

马国川：我理解刚才朱老师还有王老师讲的这些问题其实涉及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科学态度，科学态度其实以前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认为人定胜天，人可以改变一切，包括改变山川面貌，更不要说改变一个小小的北京城了。现在我觉得是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也打着科学的名义，但是实际上是利益的在背后驱动，部门的利益，个人利益，包括说什么这个不可预测，那个不能做，或者说这个可以拆那个不能拆，实际上背后并不是什么所谓的科学预测，但是一些人以专家的身份，以科学的名义在那里做，背后是利益驱动，是不是这个问题？

朱幼棣：关键是不是敢于担当、面对的问题，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或者地质学家，地震学家敢不敢担当，敢不敢面对，这个李四光有一句话比较好，就是云南地震他没有预报出来，就是李四光国务院开会的时候说最近发生在云南一次地震，地震以前是有先兆的，可是我们没有预报出来，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毛主席。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要将功补过，把地震搞好，他说自己是有罪的人，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毛主席。有这分担当，人民也会理解也会原谅的。

现在马上来了一个就是怕自己承担责任，就开始躲了，就不能预报。这是地震前一点先兆也没有，就是有先兆，四十分钟以前就发生了一次地震了，也不行。有先兆不行，没有先兆不行，总而言之先把他说不能预报。然后就无所作为了。我总觉得作为一个科学家也好，作为一个行政部门领导人也好。要有一份担当。李四光说的非常好，如果地震永远都不能预报的话就成立这个部门没有必要了，我们这个工作就没有意义了，那么你不需要成立这个部门了。   

那么我想有人成功的先例，只要努力工作还是可以预报的。为什么这次把意大利的学家判了刑。我觉得判的非常好，因为以前发生了很多的小的地震，结果跟地质学家商量，问大家近期有没有大地震，最后商议后说没有。你为什么知道没有，没有也是预报，你预报了没有，其实死了人了，死了一千多人，那对工作不信任。那么这就出了问题，虽然国际上很生气，联名说地震学家是判刑是不对的，但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你要不预报不出来，还搞不清楚。

王军：他特别有意思，之前就是说没有预报，然后一下子有了，这个是不可预报的。不知道是什么逻辑在他们心里发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