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九十周年祭(4)

3.4  边缘政治的鼓动者与地方历史意识的重构

毛泽东在建立一师学友人际关系网络时，充分利用了湖南人遗留下来的地区性历史意识，并以之作为区分自身组织与以往政党政治势力的中介手段。他始终把湖南视为一个十分孤立的政治与文化区域，并明确主张湖南作为一个政治单位应该和北京脱离关系。因为民国政治犹如清末一般已经坏透：“我看此际尚未坏到极处，我们不能用自力加增其坏度，却尽可不必替它减少坏度，我们最好采不理主义。”政治不是可以不谈，但值得谈论的是地方政治而非中央政治，“胡适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大略观之，以上论调与“五四”核心圈对政治的厌弃情绪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可是毛泽东话里行间的深意，并不在于对“中央政治”的疏离，也不在于对旧式政党政治的抨击，而在于谈论政治应有一个十分清晰的区域界定，“吾人主张‘湘人自决主义’，其意义并非部落主义，又非割据主义，乃以在湖南一块地域之文明，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不敢辞亦不能辞”。也就是说，只有据以湖南之地，“自治”才有可能发于先声，达致成功。毛泽东这份自信源于湘人独特的历史情结，源头可溯至晚清乱世烟云造就的文化积淀，而并非简单的政治功利选择论所能解释。

4.2  个人修养为什么不是自足性的？

如果继续身份认同的角色观察，“五四”时期的毛泽东基本上不认同于“五四”核心圈中有欧美训练或世家背景的教授们所构成的新“士林哲学”，这套“士林哲学”大致由以胡适为代表的强调原子式个人价值的自由主义传统，和与文化托命为目的的新保守主义为基本构造。毛泽东终其一生几乎都在拒绝认同于近代以来形成的专门化精英教育，顽强抵抗着现代化机器制造出来的各种肢解中国基层区域传统的制度化体系。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知识传统是一种公共社群的产物，教育是整个社会实践程序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是不应该被精英化的。与之相关，学校教育如果不与家庭、社会的改造相勾连，就会产生两种问题，一是由于家庭之人无知识，学生在学校所得到的知识就会“一则被融化于家庭，造成一种孝子顺孙新旧杂糅之乡愿。一则与家庭分张”；二是社会中的分子无知识，在校学生同样会“或为所融化，或与之分张”。结论自然是：“故组合改良学校教育，而不同时改良家庭与社会，所谓举中而遗其上下，得其一而失其二也。”毛泽东的这一思路比较吻合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无政府主义正是试图通过摧毁制度权威，改变个人习惯以重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其区别仅在于毛泽东没有把这一观点推至极端，以至于达到取消国家设定的现代化目标的地步。有证据表明，毛泽东在北大居留的短暂时间中也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其中通过个人习惯的改观达致社会生活方式变化的理论。但是如果细究毛泽东早期思想的深层脉络，地方历史资源的渗透还是相当重要和明显的。

4.３  地方性责任伦理与社会组织的建构

总结而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后五四”边缘群体的崛起，逐渐改变了“五四”时期原有主流思想的垄断格局。同时，边缘意识的形成与拓展，通过世界范围的社会革命潮与区域传统的唤起相结合，为边缘知识群体抗衡“五四”核心圈的学院派文化启蒙意识形态积累了相当深厚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网络力量又通过高度同质性的社会组织得以强化，最终使区域意识放大为足以和主流思想抗衡的强势力量，历史传承的影响与文化论辩的功能也渐渐为无孔不入的组织力量所替代。由此为契机，“五四”启蒙的路向被彻底转换了。

最后需要略加辨析的是，作为“后五四”时期边缘代表人物的毛泽东，其思想发展的前后变化异常复杂，其前期一度受阳明心学的影响，倾向于以个体为本位处理社会问题，但这种个体本位哲学与近代自由主义哲学并无关联，其终极目的是确立个人在具体的社区网络而不是笼统的国家理念下的位置。同时应予注意的是，毛泽东身处边缘位置和进入权力中心之后的思想表述是完全不同的。在边缘地带，他往往表达的是借重地方历史资源形塑自己反“五四”核心文化讨论之形式主义策略的形象，强调以社会资源作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缓冲力量；进人权力核心后，则突出强调个人、社会与国家的一体化取向，强调社会与个人对国家整体目标的服从。当然，这一取向仍与其早年形成的融家庭、学校与社会为一体的激进主义思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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