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组织者和道德的承担者

问：对于这个家庭，你还知道什么？

答：后来读了一点书，才将一些“感性认识”串了起来。父亲的家庭应该属于典型的中国乡绅阶层。这个阶层不属于皇帝的官府体系，我翻看后来制作的家谱，往上追溯十几代，没有什么人做官。然而他们应该全部不去田地里劳动，不会做任何农活。他们虽然住在乡下 （那时候全国人民主要都住在乡下），但是处在官府与劳动人民之间的那个位置。他们的利益既不在官府一方，也不在劳动人民一方。住在乡间，使得他们更多地看到劳动人民的疾苦，并为之痛心疾首。

问：能否概括一下这个阶层一些特点？

答：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个阶层实际上是当时社会“自组织”或者说“自治”的力量。“天高皇帝远”，在一个县就一个县官的情况下，社会治理、乡村治理应该就是靠这个阶层。说成是“自理”、“自治”，只指他们都是不拿俸禄的，不拿皇帝的工资，这不就是公共精神了嘛。

问：哦。怎么个治理？

答：讲个故事。我的哥哥长我一岁，我们老在一起玩。他胆子比较大。有一次兄妹俩翻到了抽屉里父亲写的个人检查，开头写从前家中有多少亩土地，吓得我们不敢喘气。我最害怕的是，其中提到“还有一个岗楼，有一些枪支”。当然也不敢去问父亲，纳闷了许多年。

重修家谱应该是90年代了，家谱里记载了这件事。当时闹土匪，闹得非常厉害，而官家（应该是民国）根本坐视不管，报了案子也不处理，听由老百姓受损失。家中有一位年长的亲戚就遭遇过绑架，花（卖）了多亩土地才赎回来。父亲小时候还去南京躲过一阵，怕被绑票。于是必须组织“民团”，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保卫全村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问：官方倒不担心这些枪口会掉过来对准他们？

答：那时候的社会不流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父亲后来说过，当时他还很小，庄上的人们经常来我们家开会，大人们济济一堂，共同商量怎么“退土匪”，每一个人都承担其中属于自己的一份。应该说，所有前来商量的人们，都是具有公共精神的，都是在危险没有实际发生时，通过一个远见和理性，来阻止它的发生。

问：这么说，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公共事务。

答：在一个家庭内部，也有属于全体家庭成员“公共”的部分和属于“私人”的部分。每一个人都是经常面临选择。比如我的祖父，上个世纪20年代初，在南京读完高中之后，放弃了接着上大学。因为他的父亲去世了，他是老大，需要回来当家。这就是他的“公共精神”。

问：那是一种自我牺牲精神。

答：没有那么绝对。祖父回乡之后，起码做了两件事情。第一，长兄如父，他把自己的全部弟弟（三个弟弟）都送到北京念大学，两个学法律，一个学数学。第二，他接管了曾祖父创办的现代学堂。曾祖父的年代，赶上结束废除科举，他在乡间办起了第一所学校，开设国文、算术、英语、地理、历史、物理等科目，在当地开风气之先。

问：开学堂办教育，这个在乡绅阶层是不是也很时尚？

答：这些爷爷们寒暑假往乡间带回来新知识、新潮流。后来我女儿学法律，父亲讲起他小时候看见他的叔叔们从北京大学里带回许多小册子，应该是民国时期的各种法律文本。他们同时带回来了鲁迅、朱自清等现代文学。

问：这些人代表着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

答：说先进生产力真还有“出处”。除了“退土匪”、“办学校”，我们家还在乡里引进了德国造的“机米机”。这个机器的用途应该是将稻谷的皮糠去掉。大致说来，这个家庭中的这些人是乡村生活的组织者，是乡村秩序的维护者。当然他们不是死板的，而是处于与外界的密切交流当中，乡村秩序是在新知识、新潮流的背景之下，处于活跃的整合状态。

问：他们的权威从哪里来的呢？

答：我的理解是，不应该是拥有田地越多，便越有说服力。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道德上能够令人信服。我前面说自己永远赶不上父亲，首先是指在道德上永远赶不上他的意思。父亲整个就是焦裕禄。我们姊妹们总说，那是因为河南兰考已经出了一个焦裕禄，要不然这个人就是我们的父亲。其实那个时候，许多共产党员都是这样。那是中国传统社会养育了他们。他们的大公无私、严于律己、克制忍让，与穷苦人感同身受，就像杜甫、范仲淹那样，这才表明自己是一个“绅士”，是个“体面”之人。

问：看来你喜欢用“故事”这个词。

答：我倒真的是在听故事中长大的。现在回家，父亲十分愿意讲故事了，一有机会，就对我讲，还对我女儿讲。你看，讲故事的，与听故事的，不也是一个小小的公共空间吗？而讲故事，需要一点闲暇、一点优裕和从容。这不也是绅士精神的体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