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与紧迫

问：父亲还教过你哲学？

答：我的哲学基础是在家庭里打下的。这是一种对待理念（idea）的兴趣，或者说，从理念的角度，去接近世界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所谓理念，也是一个理想的角度，其中包含了对于世界的祝福。这也是某种精神充裕的体现。

问：在家都学习什么了？

答：比如“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比如“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比如“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这些都是他逐字逐句讲给我们听的。父亲这个人责任感强，同时心智活泼，他更愿意看到事情变化的一面，而不是静止的一面；更愿意看到事情积极的一面，或者说向积极的方向转化的一面，而不是停留于现状，唉声叹气。《矛盾论》、《实践论》中，这是当时能够公开推荐的“哲学”，其中也有许多好东西。

问：就这些？

答：那种无处不在的气氛才是最重要的。全家下放的那会儿，70年代初吧，那时候中央提倡读六本书，马列的书。我们家晚饭之后，饭桌就变成了书桌，大家围在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什么的。长我一岁的哥哥最富有钻研精神。他后来买来了马列全集，自己从头开始看。

问：父亲指导吗？

答：哥哥很快超越了父亲的思想框架。他开始独立思考，有些反叛也有些“反动”。我是哥哥忠实的听众。从马克思、黑格尔到休谟、马赫，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我听哥哥讲了许多年哲学。很多年内，我以为每个女孩都像我这样，始终在听父亲与哥哥讲哲学，后来发现只有我是这样。

问：以一种理念和理想的方式对待世界，这种闲暇，怎么与“责任感”结合起来呢？

答：问得好！idea这种东西，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它有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所以，在理念与现实之间，具有一种紧张关系。如何平衡这两者，是一门艺术。他拥有闲暇优裕的精神，并不意味着该起身的时候不起身。在面对现实时，他又显得如此紧迫。用过去的话讲，他是一个真正“心里装着人民群众”的人。

问：好久没有听到这句话了，尤其是从你嘴里说出来。

答：小时候有一次我们那里刮龙卷风，半夜里呼呼大风在屋顶像是怪物要吃掉所有的人，我们吓得醒来围住祖母不敢睡觉。家中电话铃响个不停，找父亲的。那夜父亲在一地疯狗似的风中走向办公室，应该是几天之后才回来。我现在记得他回来那种憔悴和疲惫。大风造成了上百人死亡，许多房屋倒塌，这是父亲最难受的时刻。

问：这种情感更多地来自传统吗？

答：我认为是这样。共产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在中国社会中产生的，它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是“借腹生子”的关系。许许多多与父亲这样的人，将他们从传统社会中习得的美德和良好习惯，带进了共产党内。

问：不管来自何方，这个传统如今丢得差不多了。

答：我插队的时候，每个月回家一次。要回家之前最后一个星期，我会留心周围的人们在谈生产，谈田里的作物，谈“种子、农药、化肥”。这是回家之后，父亲必定要向我问起的。我不能一点准备没有。

印象深刻的还有，我告诉父亲我在农村的“干妈”，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有几天白天不能起床，因为她没有东西吃，没有力气。她要将食粮留给下田的丈夫和儿子吃。父亲听了马上脸色沉了下来，盘问这是为什么。我告诉他，“贫下中农”说，我们那里不应该种水稻，因为没有人会种水稻。种水稻没有什么收成，人就吃不饱了。父亲当时有一点权，第二年我们那里就不种水稻了，至少我的干妈不饿肚子了。

父亲在这个制度所处的 “中层干部”的位置，与他的家族所处的介于官民之间的“乡绅”差不多。他最看不得老百姓受苦，他在这一点上无法克制自己的焦急、焦虑。他如果跺脚，是因为看到了别人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