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我们自上而下的看待问题，我自己也是很悲观的，有时候会很绝望。可是我又觉得从上往下看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比较乐观的。另外一个，如果我们仅仅在这儿想，仅仅在这儿讨论也是很悲观的。如果我去积极行动的时候，参与到生活，参与到自己能做的过程当中，又会给我力量，又会让我感到乐观。

最后我是觉得，和寇老师也是很多年的朋友了，我觉得寇老师这种书，本身就是非常有力的行动。而且我特别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知识界能够多一点时间精力，能够走出咖啡厅，走出酒吧，走出书斋，走出高校，能够跟工人农民，跟大多数的老百姓走到现实当中去，我觉得寇老师是一个榜样。这里边这种个案，我不相信只有这些精英，如果说有精英的话，我觉得在我身边碰到很多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好的想法，有这种责任心，也愿意付出行动。我觉得这本书，很多这种个案如果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的话，我觉得更能够促进这种社会的进步，很多人会得到很多启发，所以我觉得行动改变生存，行动改变自己，也改变世界，我理解的人就是这样的，人都是每个社会当中的一分子，这个社会其实是一个互动的，人在为社会，为关心他人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人才成为你自己，谢谢。

段德峰：其实寇延丁写这本书之前，我也跟她是好几年的朋友。我一直也在想，其实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NGO的书，特别是NGO的研究，也有一些NGO自己人写自己的组织，但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来写别的NGO成员的人，这本书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本，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未来我们需要更多能写作的这些人，能够去机会去更多的写这个领域的故事。比如我们看国外的这些书，比如美国的《汤姆的鞋子》也好，《三杯茶》也好，大家都在质疑，但是这些书都成为畅销书，让很多很普通的公众，大学生、小学生能知道，这个领域的事是很平常的，但是很好玩，我们有机会，而且有能力参与。所以我想这一本书，未来像寇老师也好，还是其他的老师也好，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书，也能够发现更多更好的，更贴近每个人身边的这些小故事，然后讲出一些很简单的道理，不用太多的大道理。我那天听到有一个朋友说，讲大故事说小道理，也是很好的一个做法。

第二，另外一个方面，大家提到理想主义，我前两年正好有机会在《南方都市报》写了一些文章，可能有些朋友读过，叫《当公益成为职业》，其实我是不大提理想主义这个概念的，因为我想既然大家谈社会的一个部分，其实它就是正常职业。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可能有一点不合适，我说谷歌很多的工程师比我们更有理想，他们更加理想主义，对技术，对改善人类这种信息的无障碍，他们一样很有理想主义，并不是说我们某种意义上更加的理想主义。我想只是说我们找到合适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理想的工作，我们就是服务于社会，让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更有意思。当然我想理想主义是从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但是我想从职业的角度来谈，今天这个社会要分工，我们在做一份职业，可能我们是大学的老师，我们是研究者，我们一样可以服务这个社会。

就像前两年北大一个数学系的校友去龙泉寺出家，很多人反对。我说没关系，他出家两年，他如果不愿意再换个工作，再换到学校里面做个博士生，也没有关系。其实很多人也去出家，然后又还俗，我没有任何讨论宗教的意思，我只是说作为人生的一个阶段，这两年我做这个事，这两年可能是我的兴趣转变了，或者说我能力转变了，我不再从事研究了，不再从事大学老师，我就去扫地去了，就去开咖啡馆，这个本身我觉得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我们在每一个时刻来做我们恰当的事情，我们对社会有贡献。从这个角度，我希望把故事讲的更加平实，更加好玩，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读到，并且参加这种实践，我觉得很好，所以我想寇老师这个是很好的开端。其实我非常钦佩他，因为前两年有一家出版社也邀请我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一直没有去做。但是我想或许有一些我会跟寇老师学习，一起来工作，这是很好的事，非常感谢！

“活着”与“行动改变生存”

高天：我有一个建议给苏里老师，如果卖这本书的话，把两本书捆绑在一块卖，这本书加上《活着》。

刘苏里：为什么？

高天：这两本书搁在一块特别出效果。

刘苏里：是为卖《活着》还是为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