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抱着一种求知的欲望，这是一种自觉自发自愿的，这就是一种公民精神，我们这么多的NGO组织，有很多并不是注册的，有很多是小团体，我也相信在座站着的一些年轻人，很可能自己就想做NGO，就想做一个小的组织，实现自己的一个愿望，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一种公民的精神。公民应该讲，第一宪法上是不是有很明确的赋予公民权，当然宪法赋予的公民权落实了多少？落实了什么？比如说财产权，这是最近我们的法律在修改过程中，大家非常明确的，私人财产保有，这是公民的权利。他的经济权，然后他的社会权益，非常重要的是他的政治权益，是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选取领导人，社会权利包括自由结社，这个过程我们在进展过程当中，中国的公民意识，公民理念，公民行动随着NGO这二三十年的发展，已经蔚为大观了，已经有了一批有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人，不仅是知识分子里头有，在年轻人里，在大学生里不少，而且越是年轻人对这个事情很敏感，他愿意去追求，他觉得这个是真理，这个是对的。所以我就从根本上不赞成，你说中国根本没有公民，公民社会根本谈不上，我觉得这个有点太极端了。还要从我们这么些年，我们所做的事情来看，而且也要给大家信心，这个事情是要大家一起挽起膀子一起来做的事情。

刘苏里：反对我是有策略性的，反对我是为了给大家以信心。

吴昊亮：我来讲一下，从实践角度的话，NGO是怎么做，公民社会、公民意识，这边有很多学者都讲的是概念性的东西，NGO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其实NGO现在开始采用一些技术性的手段来实现这个东西。可能很不好理解，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

现在，环保组织在推动一个事情，叫环境信息公开，我们知道公民里面涉及到很多，什么叫公民？就是知情权、参与权，他要积极主动参与，现在环保组在推动很多各地的公众，他去申请环境信息公开，这首先参与，然后得到知情权，这个过程中本身就是公民意识的过程。所以刚才周濂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在谈很多志愿精神，但是下面我们要谈的是一个专业精神。其实现在民间组织，已经到这么一个进程中，不再是单纯停留在志愿精神的阶段，而是把这个东西说得难听一点，这就是一份工作，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一份工作，然后用技术手段，比如环境信息公开，然后把这个公民社会往前推进。

寇延丁：其实刚才大家提到了有没有公民社会，崔老师也提到了好像如果，我在这本书前言里最后一句话，只要走就有路，只有走才有路。

向莉：我见到很多事情，比如于建嵘老师，我有接触过，他在救助一些访民，做一些很实际的事情，他是不是NGO，我现在不了解，但是我觉得他做了很多事情，然后他所帮助的那些，救助的那一些上访的人，最开始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他们说我被裁了，我要求赔偿，我没有拿到，所以我上访，上访一次两次三次，还有的说我的孩子没有犯罪，但是他被冤判了，所以我要上访，他们是很坚定的访民，访了十几年，我跟他们有过互动和交流。可是因为他们来到北京，一些访民结在一起，包括他们受到救助，同时在一起，会发现他们不仅仅只关心自己，他们也开始关心别人的冤案，关心公民社会，关心我们是不是该组织维权，这个事情是一点一点的在做，并且不仅仅是NGO，还有很多个人的维权力量，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只有这一点点的推进，我们的社会公民才会最终形成。我觉得公民意识的推动，包括刚才说的写文章在微博上来倡导公民意识，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寇老师说的只有走才有路。

吴昊亮：我想分享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合适，惟有了解，才能关心，惟有关心，才能行动，惟有行动，才能都被拯救，就这一句话。

许医农：不管现实多么严峻，一定会有美好的前途

寇延丁：我就只说感谢的话，我首先感谢的是到场的每一位，我真的是非常感激的那种感谢，站在这里两个多小时，甚至提前站那么久。这种感谢，我会好好写字，而且我们一定会努力让上一本书出来，还会有下一本书。我也把我自己写字的计划，我先来交代一下。我写字的计划是有三个系列，一个是美丽系列，包括跟残障美术家有关的，而且我们会让它商品化，将来在万圣就可以买到这些东西，这是一个。

再一个就是《可操作的民主》这个系列，这个系列会分三部走，有六样东西。《可操作的民主》中心就是讲，如何在没有权威的情况下平等自治，达成共识，重建秩序。第一本基本上是扣平等自治来的，为什么会分三部六个东西呢？第一部是一本书配一个光盘，那个光盘是真实性佐证。第二部会详解程序动意，如果我们在高天作为核心推动力量之一的，在中国内地做的一个民间公益组织，财务自律联盟从2009年到现在走过了五年的历程，我们在讲平权的机构，你如何自己形成一个东西，塑造一个氛围，我们妥协共治，这个还会有台湾的案例，台湾的案例不仅有平权机构的妥协共治，还会是社会和解。在这里头详解的技术手段是程序动意，这本书的书名，我也透一下，大家给我占住了，别让别人给盗用了，叫《没有老大的江湖》，我争取明年给出来。这本书后面要配一个口袋书，就是历史规则应用口袋书，就像罗伯特将军一开始放在钱包里的那个一样。

第三部就是如何重建秩序，我们知道建设秩序的顶端是100多天的费城会议产生的伟大的联邦宪法。其实如果说我们这些人今天要决定一件共同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吃饭或者是怎么样，可能我们就要有一个共处共治的一个规则，这是最小的。如果说我们要成一个NGO，我们的章程就是一个小型的联邦宪法，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个？第三本书就会写这个，第三本书会配什么呢？配另外一个应用案例集，这个系列的主干都是我们自己在做的，应用案例集是别人在做的，小到夫妻两个争执的时候，他怎么用规则来解决问题。大到一些我们很难想象的东西，我不能透漏太多。

还有一个系列，就是改变系列，改变系列确定的是有四本书。第一本就是《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写人。第二本《行动改变生存》，写事。第三本、第四本共享一个名字，叫《变与化》，这个会分内地卷和港台卷。在第一本，我的后记叫见证一棵树的成长，我是一个观察者。在第二本里，后记就叫见证一个生态的形成，我已经是一个行动者。第三本，《变与化》的内地卷，我后记的名字就叫告别开创年代，这个告别肯定不是吴昊亮、李波、孙恒、高天他们能够推动的，是需要大家共同来推动的，是形成社会的一个过程。那么港台卷其实是不仅仅在写他们怎么样做社会服务，怎么样组织社会，是写民间的公益组织，他是怎样和第一部门，第二部门产生一些互动，怎么样在建设社会？

我很幸运作为一个写字的人，能够有这么优秀的出版人，尚红科老师，许医农大姐，以及梁晓燕，包括苏里老师，各位老师，这么多朋友们这样的关注，这是我的感谢。

刘苏里：许先生，你再没有理由推辞了吧？

寇延丁：许先生说一两句话吧，山坳上的中国，我们可是都记得。

许医农：我就说两句，我跟延丁结缘是07年，是梁小燕他们把她带到我家里，给我这本《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她前几天给我发了一个通知，说今天有一个会，因为她把她新书的题目、前言、后记给我，我看了以后，我回了一个E-Mail给她说，很可惜，我今年84了，我要是年轻一点，我一定要跟着你们去干，这是我最想干的事，因为我一直是一个人，没有任何负担，没有任何牵连，我是最适合做这个事。可惜年岁不饶人，而且前年2010年，而且我摔了两跤以后，造成胸腰椎四处严重骨折，在医院里做了一个小时手术，在硬板床上躺了一年，就是这么直挺挺的躺着，什么也不能做。但是上苍对我很厚爱，我居然能恢复行动，我现在自己行动完全自由，走到外面人家也看不出我有严重摔伤，而且也没感觉到自己腿老了，提不动。因此有生之年，我愿意作为一个敲边鼓的，在座的当然不止延丁，包括小崔，我跟小崔也是多年有缘，谢谢大家。今年看到有这么多的年轻朋友，这个事业就像延丁说的，需要永远后继有人，咱们面对的这堵墙可不是一般的，但是我确信总有一天，延丁他们，包括你们所做的事，包括你们在《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是在基层去实践，我相信对中国社会的改变，不管现实多么严峻，一定会有美好的前途，我们应该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