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2：我看了葛亮的《浣熊》，我本以为作家是从南京出来，在南京很长时间，在内地这种文学、接受包括写作的感受，我还是一种内地的感觉。但是我看了《浣熊》，也是我第一次到了香港，我感觉葛亮跟我一开始想象的不太 一样。我想说，因为葛亮在香港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包括写作，就是你对香港这种接受的程度，或者说容纳的程度。比如说跟主持人，或者是跟香港某一些作家，比如说陈冠中老师，你跟他们有一些什么明显不一样的地方，跟香港这座城市的关系。你觉得你跟陈冠中老师不一样，你对这种不一样是怎么评价，你是觉得很坦然， 就是这样。还是觉得我是再往前跟香港在往前走一步，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葛亮：谢谢。我跟这个城市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一直是处于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就是说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了很久的时间，我从来没有想过你在这个城市里面，就是要因为这个城市去变成什么样的人。从这一点儿言，我一直跟这个城市的联络，就是如此。我觉得香港是一个很好的城市，刚才讲到，有关于这个城市的可能性。首先这个城市的可能性造就了很大的空间，对于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个体，都不会带有一种局限式的要求，每个人可以千姿百态的方式生活。有人就问，葛亮你是哪里人，我仍然会讲到我是南京人，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香港这座城市很有意思，不是说你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多久，要以这个城市的一分子来要求、局限自己。Alice也是一样，Alice是北京人。

    主持人： 我想插嘴其实葛亮对于香港这个城市的交接，他是很自然的融入。葛亮在内地大学的高材生的身份，来到香港大学读，在这里读书接下来很自然在香港留下来工作，他迁移从南京到香港的路是自然而然。他文字中所写的香港也是自然而然而的融入，这 一点是我作为作者感受到的。话题交给你。

    葛亮：我觉得香港文化环境，确实对于写作来说很好。为什么我这么讲？实际上这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会觉得 香港的节奏太过于迅疾，可能对写作的心境会有影响。但是香港的好处就是，还是那句话，它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香港对于文化的包容力十分的大。我在香港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是全然写南京的一部作品。但是这部作品在香港一连获得几个奖项，这让我作为写作的初写者来说，是一件蛮感动的事情。 香港这一点让我觉得，它包容力的可贵。包容力的可贵对年轻的写者是非常良好的触动。我在没有写作之前，我那时候是小说的阅读者，然后也开始尝试写作。我父亲当时有一句话，我觉得至今而言，对我似乎都是一个写作的座右铭，叫做写作无禁区。但是我觉得真正一以贯之，不受任何影响贯彻这一点的写作的地域恰恰就是香港。我的写作可以如此顺畅地，一直进展到现在，我觉得香港作为一个城市的文化大环境功不可没。

    主持人：说到这里还要强调一下，葛亮写什么主题不重要。我刚刚认识葛亮是在拜读他的获奖作品，他首先成名是在台湾，在台湾拿到文学奖，所以我注意到了，看 了他的小说。换而言之作为小说读者不一定关注你的主题是什么，不一定说你在台湾获奖，难道就要拿台湾这个都市来写吗？不一定，你当时也不是写台湾这个城市。所以刚才葛亮说香港，我同意你一个说法香港的包容性，无限的可能在这个大都市发生。就像一会儿大家离开这个场域，刚才我们对话当中，葛亮的言说当中，有哪些字眼更好敲打到你心灵深处某一个角落，可能是轻轻的一抹，也可能是留下某一些重要的印迹，这就是不期而遇。所有可能，都是在我们身边，无限发生的。并非因为写作题材，而是说他自己的写作功力感染了我们，所以葛亮今天坐在这里。

 （本文经演讲者修订后发表）